说起王安石，我们对他的认识可能是从“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开始的，我们了解他，也是从他的诗人身份开始的。在王安石众多身份标签中，他还是一位政治家，在他人生壮年的时候，被调到鄞县（浙江宁波）担任地方县令并获得了“治绩大举，民称其德”的赞誉，这段县令经历为他以后的仕途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位诗人是如何当县令的？
水利疏浚广德湖
1047年至1050年，王安石曾出任鄞县知县，鄞县为明州的附郭县，也就是明州州治所在，州、县同城，县衙与州衙相距不远。
王安石任鄞县县令的第一年，即开始整治广德湖。广德湖堤旧迹现存于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春城社区，北起望春桥巷南端，南至龙尾桥，全长约2500米。广德湖对不易储存淡水的鄞县地区有重要意义。其一是为农业灌溉提供水源，其二是为运河补充水源。正是因为广德湖对明州的农业、城市如此重要，所以北宋庆历之前，多任地方官先后对广德湖进行疏浚、整治。唯有王安石首次以知县职衔整治广德湖。
广德湖由于来水含沙量较大，湖面易于淤积缩小，加以周边居民屡有围垦，因此自唐代开始就屡有废弃之虞。至北宋时，有“盗湖为田”者，有以围垦湖田为官员职田者，甚至废湖为田之议也屡次出现。这说明，维持广德湖的湖面，很大程度上要倚靠地方官员的主动作为。历次广德湖的整治，主要集中在划定湖界，以严防围垦。
王安石本来希望借冬季农隙，组织士民兴修水利，但因连日大雨，工程进展不力。为此，他心急如焚，撰写了《祭鲍君永泰王文》，专程拜谒明州城外的鲍郎祠（灵应庙），为县民祈晴，以便施工。在祭祀鲍郎后，大雨果然停止，整修工程顺利完毕。但不久大雨再至，王安石再度来到鲍郎祠祭告，“意者令之治行，无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听之乎？令则有罪，而民何尤？”希望鲍郎能从其所望，如此百姓亦会对其崇奉有加，“令亦能发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这番忧民之情，殷殷可鉴。
整修广德湖，可以看作王安石一系列整修鄞县水利工程的措施之一，目的是为了保障农业灌溉，以稳定和提高农业收成。在亲自踏访各乡、充分了解地理民情后，王安石决心把任职初年的施政重点，放在水利方面。
教育兴学
王安石在鄞县的施政是政教并重的，尤其重视地方上的兴学教育。他依傍县里的孔子庙兴学，延聘地方学者为师，并对鄞县官学体系的完善、转变鄞县地方学术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泽及后世。
首先依傍孔庙，建鄞县县学。庆历七年，太平州繁昌（今属安徽）县令夏希道建县学，王安石应邀为之撰学记：“古者自京师至于乡邑皆有学，属其民人相与学道艺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学之所自，于是乎有释菜、奠币之礼，所以著其不忘。”他认为，古时自京城到地方，偏僻乡里都有学校，国家教化百姓皆本于学校。所学源自古代圣贤，故学校有祭祀圣人的场所，以使百姓知道所学知识的源头，因此有学、有庙。有庙而无学，实为地方阙政。于学中祭祀孔子，才符合古义。
州治所在县的县学新建之所以难于其他属县，其根源在于财政。兴学的费用需要州军财力支持，如果已有州郡官学，再兴学校或有重复之讥。王安石在鄞县建学，是鄞县兴学之始。可以说，宋代鄞县县学在庆历建成后能够屡废屡兴，实基于王安石建学形成的学校格局。王安石在鄞县的兴学实践，也成为他后来有关科举学校改革的思想来源之一。
其次，精择教师，弘扬儒家师道。为求转变学风、崇奉儒学，王安石在重视学校建置同时，慎重选择主持县学的教师，以改变徒事声律的教育风气。由于县学有权聘请地方士人为师，王安石遂延请学有义理、品行素著的士大夫。严选官学教师，这一点，也在他执政后所发动的学校改革中得以贯彻。熙宁时期的学校改革对教官的选择尤为重视，中央不但向各路派出专职教官，而且对于教官的考核，也直接由中央掌握。
王安石以地方官身份，两次致书敦请杜醇这样一位布衣学者赴本县官学执教，更有弘扬儒家师道的意义。王安石不但诚意邀请杜醇，还勉以师道，对楼郁也颇为尊重，期望鄞县士民能够以此尊崇儒学、弘扬师道，这对鄞县后任的地方官无疑具有示范意义，而且还能影响到明州其他属县的地方官。
再次，教育地方士人。考虑到朝廷当时尚未建立县学教官的任职制度，一些县学就由县令、佐主持。王安石兴学，必然参与学事。他不但兴学校、聘名士，自己也亲身教导鄞县士子，当地士人从学于王安石的，应当为数不少。
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地方学术是王安石政治和教化的原点。通过地方学术、士人的培养，他将个人的地方治理理念逐步加以实践。他在鄞县的诸多兴学措施，奠定了明州州县学的格局，使得官学体系得以完善。在庆历新政已然失败而附郭县学也多数残缺的背景下，尤其可贵，这体现了他以政教为先的施政理念和独到眼光。
王安石在鄞县兴学，是从建学、择师、教养士人着手，其目的是通过官学教育，改变地区学风，进而实现地方教化。由于官学一般要求就读者是本地士人，因此，鄞县县学的建立对于本地士人学术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贷谷于民
王安石在鄞县施政措施中，有一项为“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也就是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将谷物贷给百姓，待来年收获，偿还相当于本金和利息的谷物。《东都事略》卷七十九《王安石传》载：“乃知鄞县。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所载大致相同，并认为“熙宁初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
这些记载大多将“贷谷于民”视为是熙宁变法时期“青苗法”的雏形。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推行“青苗法”，也称“常平新法”。各州县以相当于国家储藏粮食的货币总价值的钱财为本，每年分春、夏两次，向缺粮的农民发放生活与耕种的贷款，然后收取20%至30%的年息，本息随同每年夏秋所纳农业税一并交还。
对于青苗法，学界已有广泛探讨。以邓广铭和漆侠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青苗法限制了私人高利贷发展，缓和了自耕农的贫困化和土地的集中，变消极救灾为助民生产，起到了抑兼并和利百姓的作用。
王安石在鄞县的为政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水利、教育、农业等皆有进步，他的治县之道成为东南地区之模范，被视为东南地方吏治的典范，时称“江东三贤”之一。
（以上内容摘编自《王安石鄞县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