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胡诚林建议各部门牵头，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成文法，着手制定《人脸识别数据处理条例（草案）》。这一提案点出了一个“痛点”：技术进步总是比公众共识先行一步，法律规范的出台又要滞后于公众达成共识。人脸识别技术突飞猛进，但公众尚无专门的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张脸”。
人脸识别技术的进化让“刷脸”成了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但滥用问题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本来刷个卡按个指纹就能解决的事情，一夜之间也要刷脸了。进出小区刷脸，上下班刷脸，乃至取个快递也要刷脸……往往在未经告知与同意的情况下，人脸识别系统就刷走了你的脸。人脸信息一旦上传就无法更改，一次泄露就是永久泄露，处处威胁你的信息与财产安全。滥用人脸识别技术换来的那点便利，恐怕远远比不上人脸信息泄露的风险。
在身份验证、门禁考勤、刷脸支付等场景，很多机构都喜欢使用乃至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只因管理起来更为便利。然而，人们要为这种“便利”付出何种代价？便利的背后又能否保证安全？这是使用方首先需要回答公众的一个问题。
在2022年的“银行人脸识别系统失守案”中，诈骗分子利用获取的人脸信息，轻易攻破了一位用户的人脸识别系统，将其交通银行卡上的40余万元卷走；而在2019年的“3D人脸动态图破解支付宝案”中，唐某顺利绕开了支付宝的人脸识别系统，骗走了受害人的两万多元资金。目前法院已有的判例显示，人脸识别技术的边界、权责、安全都有待规范。
其次，“便利”又是谁的便利？某互联网大佬说：“中国人愿意以隐私换取便利”。然而，隐私是结结实实的个人隐私，便利可未必就是个人的便利。在2022年的“苏州张女士状告开发商采集人脸信息侵权案”中，张女士的人脸信息俨然成为开发商的“数字资产”，方便了后者“归类”新老客户数据，足以让公众反思人脸识别技术究竟“便利”了谁。
再次，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推广制造了一批“数字难民”。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刷脸的老人上公交车、进银行办事，甚至是买个菜上个厕所都“遭遇鄙视”，在数字时代成了无所凭依的“数字难民”，这是变相剥夺了他们的个人权利，反而让他们成了便利的代价。
有效排除这项技术的风险、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还缺乏相应的救济条款。现有的法律已得出了诸如“最小，必要”的人脸信息收集原则。但在更大的尺度上，立法者仍有必要考虑“权责相符”等原则，依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赋予公众更为周全的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
“权责相符”，也就是确立人脸识别技术的权利主体与责任归属。推出并使用这项技术的个人或者机构，他们享受的便利往往要多于被采集的人。何况在很多场景下，他们采集人脸信息并未得到同意或是授权。就人脸识别技术的具体应用场景而言，利益相关者当然拥有知情权乃至决定权，并监督相关各方善加管理。住宅小区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业主有权依据自治原则，集体决定是否在小区内安装人脸信息识别系统，监督物业公司善加管理。而那些不方便或不愿意使用这套系统的“数字难民”，也有权保留其他的出入方式。
在大学里，已是成年人的学生也有权向校方提出建议，尽量慎用乃至不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大学终究要服务社会，尽量向公众开放。在大学校园里大量使用乃至滥用“刷脸”门禁，等同于处处画地为牢，有违现代大学的理念；即便是在私营企业，老板在安装人脸识别系统时仍有必要征求员工的意见，尊重员工的知情权，保护员工的隐私权。老板使用这套系统既然方便了企业管理，那么从中受益的同时也有责任保障员工的个人信息不致泄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这则法律条文无疑体现了“最小，必要”原则，各地陆续开始销毁“健康码”正是基于这条原则。但胡诚林委员的提案也显示，未来的专项立法还应突出“知情、善管”与“权责相符”的精神，尽快遏制人脸识别技术滥用的势头。
王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