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就读时，有一两回，我碰到萧老师返回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数据。那时正是下雪的季节，我看着萧老师静谧地在阅览室翻阅书籍，心中突然浮现一幅“书生本色、与世无争”的画像，遂有启悟。
1971年，萧启庆先生（1937-2012）由美返回台湾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个人始有幸得以亲炙老师的教诲。当时在海外成学，而愿意回家乡任教的人，并不多见，萧老师是其中一位。
记得他传授两门课，一是内陆亚洲史的研究专题，另一则是属于概论式的西方汉学选读。我甫进入历史系不久，只能旁听后一门课。由于萧老师出身哈佛名门，所以慕名者众，加上萧老师见识新颖、论说优雅，不啻为我们开了西方汉学的一扇门。萧师母王国樱女士，原是哈佛同窗、专治文学的才女；她适时在报纸副刊发表了《雪地里的春天》一文，描述哈佛游学的经历，笔触飘逸动人，风靡学界一时。早就有志前往西方求经的我，竟然受其感动，从善如流，把心目中的学术圣地由此一“剑桥”（英国）移情至彼一“剑桥”（美国麻州哈佛所在地）。
当时萧老师发表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1972），边疆史虽非我的专业，但拜读之余，却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四处宣扬。之前，我对方法论着迷万分，以为得此利剑，史学问题自会一一刃解。有一次与萧老师聚会，受其当头棒喝，谓“史学方法乃名师大儒，方有资格谈论，并不适合初学者凭空构想”，令我顿然有“拄杖落手心茫然”的感觉。
课堂之余，班上同学偶邀萧老师夫妇聚会，学生们童言无忌，放言高论，常惹得他们夫妇两人哈哈大笑，我们自然成了老师的开心果。
日后我有幸前往哈佛进修，眼界顿开，方才明白萧老师的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1969）──乃是攻坚之作。缘其业师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先生所指导的元史论文，常要学生择一元史志书先予英译，再加阐释。对原本来自华文世界的学生，恐难领略其中妙处。殊不知若未能确切理解志书文意，覆按英译则高下立判，无所遁形。而萧老师径取《元史兵志》，乃是志书之中最为艰难者。盖其他志书容有前后宋、明两朝可以比对，但蒙古人的军事制度乃独树一帜，在朝代之间，诚属断裂，无可因循。是故，英译《元史兵志》用力独多。而萧老师对元朝军制所涉及各个面相的疏理，在军事政治史的领域，允为个中翘楚。197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后，立受学界一致的推崇。
在哈佛就读时，有一两回，我碰到萧老师返回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数据。那时正是下雪的季节，我看着萧老师静谧地在阅览室翻阅书籍，心中突然浮现一幅“书生本色、与世无争”的画像，遂有启悟。
哈佛毕业后，我进入史语所服务。1985年前往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一年，又有机会与萧老师重逢。新加坡地处热带，经年酷热，生活相当单调。恰逢萧老师执教星大，常常邀请我们这帮从海外来的游子在外聚餐，间或在其寓所闲聊。当时包括了刘述先、戴琏璋、冯耀明、翟志成诸先生，自鸣为“坡儒”。刘先生则戏称星洲之会，叫做“五星聚奎”，但东道主则常是萧老师。
当时心里颇为萧老师叫屈，因为新加坡以英文为尚，中国文化的水平有限，萧先生只能教些通识概论，行有余力，方才得闲致力于专门之学。萧先生虽然独学而无友，仍以非常人的毅力，交出傲人的研究成果。他每自况这段动心忍性的时期为“星洲坚持”，而一生唯一念，专治冷门的蒙元史则是“千山独行”。
1994年，萧老师、师母联袂放弃星大的高薪教职，毅然决然返台。萧老师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教授，而师母则转至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贤伉俪均甚受学生喜爱，学界则视他们为比翼而飞的神仙侠侣。在那段时期，萧老师“放手一搏”，迈入学术产出的高峰期，遂卓然成大家；复又栽培出不少专治元史的学生，师生相得，想必精神极为愉悦。根据他自己于1994年所述：
过去二十年来在新嘉坡的生活可说是安乐丰盈，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总觉此处安身有余，却是立命不足。世间之事，东隅桑榆，不易兼得。取舍之间，往往因年岁而不同。年轻岁月，不得不为稻粱而营营。中年以后，不再受迫于生计，更期盼精神上的满足。经此抉择，衷心希望研究与教学的结合更为紧密，或可在辽金元史研究上作出较多的贡献，弱水三千，我取一瓢，别无奢求。
2000年，萧老师便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他并不以此自满，仍然勤奋著述不断。无奈此后，萧老师或因用力过勤，身体健康日趋下坡，曾数度住院。2007年，在台北医院诊断出心瓣膜的问题。后得其大学同窗好友李敖先生的协助，得以转至振兴医院，由心脏外科名医魏大夫主刀。好不容易安排妥开刀时间，我虽然挂念殷切，但碍于公务缠身，不得不前往日本开会。回国后，急忙致电医院，关心手术的情况，但魏大夫的助理却表示，萧教授骤然取消开刀，要等他学生回国后，才接受开刀，令我啼笑不得。要知魏大夫乃国际驰名的名医，一刀难求。后来与师母及魏大夫再次商讨，并代老师决定人工心瓣膜的种类，方才获得老师首肯动刀，开刀过程也十分顺利。
萧老师出院后，的确过了一段不错的日子。但在医生的眼里，老师并不是一位听话的患者，复健做得并不踏实，因此距离完全康复尚有一段距离。师母固然尽心尽力照料，却难以起色。三四年的光阴间，老师日渐消瘦，与其共餐，渐难终席。偶尔带些萧老师喜爱的甜点、水果给他，也缓不济急。居中，我们师生有数席交谈，他却常以史语所的发展为念，频频垂询。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辞世那年的年中，业已举步维艰，足不出户；竟然仍挂念着学生选举院士之事，拖着微弱之躯，参与院士开幕典礼。不到半小时，亟请救护车送他返家休息。但到了投票那一天，他又现身会场，全体院士见他形色欠安，一一趋前问候。萧老师顾虑到自己体力仅能停留极短暂的时间，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前来院士会议抢先发言，并完成投票，其爱护学生之心，由此尽见。
萧老师对养生毫不措意，有时预约了医生，又不赴会，令我颇是伤脑筋。某回，我特意前往他家里请商。言谈之中，萧老师认为他从事冷门学问，而能获得“院士”的殊荣，已属难得；新近复完成两部酝酿二三十年的力作（《元代进士辑考》及《九州岛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分别于2012年3月、6月出版），此生于愿已足。他反劝我无须多操心。此番讲话，不啻老师的见道之言。月余之后，萧老师便与世长辞。
他的丧礼，门生故旧麇集，哀戚感人；政府特颁了“褒扬令”，以表彰萧老师一生树立的学术典范与巨大贡献。其受人爱戴、怀念之深，实有溢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