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家蔡亮的知名作品《延安火炬》其实有两个版本，1959年所画的最初版本上面是没有毛泽东的画像的。在“文革”中有了第二个版本的《延安火炬》，应当算是“变体画”。西方美术史中有不少“变体画”，即画家对某一主题，尝试不同的构图、不同的角度来创作。所有的历史画都是为现实服务的，革命历史画尤其如此。两幅《延安火炬》“变体画”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政治”局面、“政治”环境的巨大差异。
蔡亮作品《延安火炬》，1972年
蔡亮作品《延安火炬》，1959年
200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陈履生著）和《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王明贤、严善著）上下两册。在上册内收有油画家蔡亮的知名作品《延安火炬》一画。该画所描绘的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1945年的延安。宽银幕式的横幅构图，众多的人群手持火把，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行进在盘山道间，气氛热烈欢快，虽然是夜间的场景，但是火把的亮光照得画面十分明晰，犹如白昼。满山遍野的火炬，星星点点，颇有燎原之势。为首的几个陕北装束的农民，还抬举着一幅戴着帽子的毛泽东的画像。图书中的说明文字写道，此图作于1959年。但是根据我的回想和记忆，认为这个创作年份是不对的。按照该书中文字说明所示，这幅油画现在应当收藏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前身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内。
其实这件作品有两个版本，最初的版本（即1959年所画的）上面是没有毛泽东的画像的，我们可以从当初刊登于各类杂志中的画幅上看出这一点。而到了后来（应当是在“文革”中）才又有了第二个版本，既然书中的图版文字注明是画于1959年，应当选刊此画的第一个版本。
画中出现的毛泽东肖像，似乎是按照一张肖像照片画的，而照片又好像是摄影家吴印咸在延安期间拍摄的。毛泽东在延安期间，是较少拍照的，除去当时在延安的摄影者（其中有些是外国记者，如斯诺等）很少很少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当时共产党领导人的安危还是个很要紧的问题。抗战胜利后，国共对峙，毛泽东等人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转战陕北时，在山沟沟里与之兜圈子捉迷藏，毛泽东本人就特地起了一个“李得胜”的化名，所以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知道“李得胜”为何人。即便当面见到，也可能不晓得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卫士权延赤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普天下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限于条件，就是在老解放区，人们见到的也只是画像，没见过照片，更少有人见到真人。何况，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一直使用化名李德胜，所以多数时间不曾被人认出。有的房东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天，天天念叨毛主席，却不知毛泽东就坐在他对面。”（《卫士长谈毛泽东》，权延赤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10月。)
所以《延安火炬》一画第一个版本上没有毛泽东的肖像，应该是非常符合彼时的历史真实状况的。而《延安火炬》一画的第二个版本上增添了一幅毛泽东的照片，是多少出于“革命浪漫主义”的需要。而“个人崇拜”的现象，达到最最最顶峰的就是“文革”时期。故而笔者以为这第二个版本的《延安火炬》，就应当是这一时间段内蔡亮又画的一幅“变体画”。有关“变体画”的现象，在西方美术史中是经常会遇到的，画家在创作某一主题的作品时，会尝试采用不同的构图，不同的角度，以使作品更趋完美。广义而言，在中国绘画中，众多齐白石的虾、众多徐悲鸿的奔马，又何尝不是“变体画”呢？
如果我们明白了蔡亮的油画《延安火炬》是有着两个不同的版本，从中就可以得知，他在1959年是创作该画时，政治上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没有达到失去理智的地步，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而到了“文革”时期重新再画第二个版本时，政治局面上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在两幅前后所画的《延安火炬》“变体画”的背后，在一幅小小的毛泽东肖像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政治”局面、“政治”环境的巨大差异。
所有的历史画都是为现实服务的，革命历史画尤其如此。
有关画家蔡亮，郑胜天先生曾撰写《忆蔡亮》一文，对其早年的经历叙述颇详，此文刊于《历史与追怀蔡亮艺术文献》一书（吉林美术出版社，2010年），收入郑氏文集《艺坛漫游点击艺术风景线》一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内。
有关蔡亮《延安火炬》这件作品，还牵出了他与画家石鲁之间，在“文革”时期的恩恩怨怨，这是题外话了。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