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01专家王田苗表示，人形机器人现在存在泡沫，但科学发展和产业推动也需要泡沫。
02他认为，硬科技创业需要在山路攀爬，比拼的是耐力和综合素质，从一个研究成果转化成商业公司需要资源和有经验的中间角色来辅导。
03为此，王田苗建议年轻人在科技创业中关注市场需求，具备自我成长能力，如自知之明、自我批判、自我学习。
04另一方面，他期待有更多优秀的科学企业家成为未来创新的担当，引领中国的机器人企业在5到10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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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现在存在泡沫，但科学发展和产业推动也需要泡沫。”
文丨王与桐编辑丨程曼
王田苗有很多身份，他研究机器人三十多年，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教授和名誉所长；他孵化了九号机器人、埃夫特等多个明星项目，并在四年前联合十五位科学家发起成立了 “中关村智友科学家基金”。
在新一轮具身智能浪潮中，王田苗参与投资了银河通用、加速进化等人形机器人公司，和小雨智造、灵足时代、知行机器人、环峻视觉、蓝点触控等产业链公司。
64 岁的王田苗依然精瘦、挺拔。学生说，无论什么场合，王田苗都穿衬衫或西装，一尘不染。他认为衣着得体是对每一位交流者的尊重。
20 年前，王田苗是中国第一批做创业孵化的科学家，他与有关朋友一起于 2002 年成立的博创兴盛就是孵化器，在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后，他选择放手让学生干。
他看到，科学家创业的弱点是重视技术创新多过客户需求，从事出发多过从人出发：“总想着先把事做起来，可是不分权、不分钱，大家哪有动力持续做高尚的事？”
王田苗于是放权、让利，让负责各事业部的学生成为决策者和大股东。
九号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公司天智航与柏惠维康、农业机器人公司博创联动等，都是这样从博创兴盛中独立而来。
王田苗找到了新的人生定位：“创业导师” 和 “技术经理人”。他认为硬科技创业是 “在山路攀爬，比拼的是耐力和综合素质”，从一个研究成果转化成商业公司，初期需要有资源和有经验的中间角色来辅导。
他为每一家孵化的公司都准备了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随着项目发展，袋子里密密扎扎的 A4 纸越来越厚，他每次与团队沟通都会手写大量笔记。
做力传感器的蓝点触控创始人刘吴月说，王田苗比绝大部分财务投资人更懂机器人，能快速、准确定位公司的行业位置。他也愿意给项目更多个人帮助，比如出席活动经常会带上几个被投企业，帮他们提升名气和关注度。
“你需要找一个大胡子的人。”2021 年，蓝点触控要去南方开拓工厂客户，王田苗如此建议。大胡子指一个当地的、有资源的、能跟工厂老板混成一片的 “圈内人”，而不是从北京来的、高学历的、不懂抽烟喝茶的人。“王老师会给有高度的建议，也会给很细节的建议。” 刘吴月说。
“今年底或明年初，人形机器人一定会进入低落期。” 王田苗不避讳谈泡沫，但他也看到走出低谷的路：这一轮具身智能通用技术的突破，要去到一个个具体、特殊的场景，才能真正进化出新物种。
1970 年代，上中学的王田苗看了风靡一时的科幻电影《未来世界》，放弃参军想法，报考计算机专业。将近 50 年过去，他对机器人的想象早已不同，机器人和人的关系不应是控制、对抗，而是助力。
《未来世界》截图
机器会替代人不想做的工作，也会带来更多新岗位。“10% 的人设计机器，40% 的人服务机器，50% 的人享受爱好。” 这是王田苗看到的未来。
他给出的应对未来变化的建议，首先不是学习技术，而是要有一个 “向光、向善、向上” 的爱好：不为追求被外界定义的成功，一个人也可以专注一项劳动。
他说已经找到了自己的 “爱好”，就是做创业导师。5 月的一场活动中，刚结束致辞的王田苗在会场外的走廊里找到一处桌椅，戴上老花镜，帮身旁的一位创业者一页页过 PPT，给建议。他们身后人来人往。
他的其它爱好也与推动机器人行业发展融为一体。比如他喜欢户外运动，交谈中，会开心地分享今年在瑞士考察时，山地车给他的启发：“我们本以为自行车是个够成熟的产业了，但在瑞士多坡的特殊地形里，也会长出新形态。”
过往较少谈及个人经历的王田苗有些忐忑，他多次说，这些都只是他的个人思考，不能给年轻人指导，因为不一定适应所有人：“我就是一个很一般的人。”
以下是我们和王田苗的对话。
科学家创业、孵化：从家长到教练，再到啦啦队
《晚点》：不管是 AI 大模型还是具身智能，现在都有很多学者创业。你是中国第一批创业的科学家，看到了什么科学家创业的经验与教训？
王田苗：有两个很重要的点。一是要有自知之明、自我批判，看到科学家创业的短板，一般是在管理、市场方面。
二是要搞清创业主体。最开始我的角色类似董事长，后来我觉得，年轻人有自己的梦想和世界。你要是不能给他带来快速的成长，就必须放手、放下。
《晚点》：从自己当董事长到放手给学生干，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王田苗：我 2002 年开始做博创兴盛，寓意是有博大胸怀的博士创业，做新兴事物。现在看它是孵化器，但当时是一个平台，不同学生带领不同事业部，最开始做教育机器人，给科研机构用；后面觉得要和产业结合，又做了服务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特种作业机器人等等。
进入产业之后需要更多资金，但那会儿美元基金刚兴起，投的主要是互联网，不是硬科技。所以 2007 年前后，我和一些其他老师就抵押了自己的房子，贷出钱给公司。我是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长，学生要来找我汇报各种事项。
但到了 2010 年前后，每个事业部的销售增长都放缓了，同时一些学生反映，我的教授思维框住了他们。
我想要改变，但没想清怎么调整，直到 2012 年底，我到南极科考，那里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的环境。这是一个国家科研工程项目，研究气候变化、生物演变，我们带了一些自己的产品，比如水下、冰面使用的机器人。
南极很美，但美丽只占 1/3，剩下的 2/3 都是暴风、寒冷、大雪。这一点和创业很像。
当时我们课题组只有两个名额，我带了我的学生张韬懿博士，时间珍贵，我们要一起解决各种不可预测的问题，我从一个科学家变成工程师，要自己锯东西，连线，我和学生也变成平起平坐交流。我意识到，要做一个产品，必须有工程师思维。我就想到了要有自知之明，自己有能力也有天花板，必须和团队优势互补。
一只阿德利企鹅遇到了在南极执行任务的 “极地漫游者机器人”。
《晚点》：当时看到了什么天花板？
王田苗：所有科学家创业，都更注重创新和产品本身，而企业家则更侧重需求。
科学家经常比较务虚，把战略、使命想得很好。不务虚，人就没有使命和长远动力；可是太务虚，最终不能服务企业和客户的话，公司也会死。
另外，我更擅长思考技术和产品，而企业家一定要理解人：人的积极性、人的动力、人的激励机制。
《晚点》：决定放手后，具体做了什么调整？
王田苗：第一，让学生或年轻人说话算数；第二，让他们变成公司最大受益人。正好 2012 年，融资的好时代开始了。引入外部融资后，学生们成了大股东，他们来决策和经营。
这个调整后，各事业部增长变弱的问题有很大改善，因为他们自己 all in 了。
后来很多创始人和公司，像九号机器人、柏惠维康、博创联动就是这么从这个平台里分出来的。
《晚点》：现在很多科技创业公司仍是一个学术领军人物当董事长或实控人，他的诸多学生负责不同业务，向老师汇报。为什么不放手好像才是主流？
王田苗：要分阶段，最开始还是需要有经验的人辅导和配备资源。
我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最初是什么都关心的亲人。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过度关心就是阻力了，我就变成教练，提供专业指导。再后面就是啦啦队，给他们加油。
《晚点》：你怎么定义自己现在的角色？你有很多身份：科学家、老师、投资人。
王田苗：放手后，我重新审视自己，觉得我比较适合做创业导师。
因为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想要形成商品，需要配备很多资源，周期也很长，与企业追求的效率并不匹配。所以需要一个中间角色来做桥梁，给辅导和建议，对接渠道和资本。
做创业导师，和我个人的爱好，和我的能力匹配，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创业的时代需求。
《晚点》：机器人产业界有 “南湘北苗” 的说法，同样做孵化，李泽湘孵化 to C 公司更多，你孵化 to B 公司多。为什么有这种区别？
王田苗：这个跟区域有关系，北京高校、科学实验室多，而且承担了很多国家项目，所以 to B 比较多。如果我在大湾区做孵化，可能也会做 to C 的公司。
我擅长做硬科技，也喜欢硬科技。硬科技指在产业链底层的核心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的减速器、传感器、机器人是，软件操作系统也是。
在我看来，硬科技公司分两类，一类是供应链里的环节，市场规模不大，只有几十亿，这是大部分。还有一类是能超过百亿市值的扇形公司，掌握了某个细分市场后，派生出更多领域，当然周期更长，比较典型的是英伟达。
《晚点》：你已经孵化了 70 多个项目，看到了什么硬科技创业的共性吗？
王田苗：消费科技领域，创始团队如果有极强的商业思维和组织能力，只要资本到位，就能撬动很大的市常
但硬科技的周期很长，需要的元素很多。我们孵化时会重点梳理三个维度：
一，不是所有技术成果都有必要通过创业来转化，要以市场需求衡量转化价值。如果一项技术比传统方法提升不大，更适合卖给大企业或做横向课题。二，如果技术成熟度比较低，比如离完全成熟还有 5-6 年，那创业风险很大，还有 2-3 年的更合适。三，人很重要。
《晚点》：你认为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创业，从人的角度，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王田苗：有两点：是否 all in，和是否能获得商业思维。
首先科学家是不是全职创业？什么时候全职？如果不计划全职，能不能放弃实际控制人权力？
科学家的学生 all in 也可以，但学生有个特点，最开始的研发阶段，学生很好被激励，他专注于做技术和产品；但当公司和学生都成长后，学生就会在意：我做的东西对社会有价值吗？公司能让我有成长空间吗？
科学家总想着要先把事情做起来再说，可是不分权、不分钱，大家哪有动力持续做高尚的事？
另一点是要有商业思维。表现是，一要以客户需求为主体，而不是自己的创新；二要能找到小目标，每三个月、每半年都有进步，有复盘；三要找到客户、钱、团队，要有商业合伙人加盟。
这两点是科学家创业有望成功的分水岭。当然即使这样做了，成功也仍不容易。
人形机器人有泡沫，出路是在具体场景里进化
《晚点》：现在你们投资和孵化的重点方向是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你提到硬科技孵化的关键之一是技术成熟度，怎么理解人形机器人的成熟度？
王田苗：这要分两部分，一是通用技术本身：从 0 到 1 的突破性创新已经出现，大家期待一个更通用的、改造世界的 “新物种” 诞生，即 “具身智能”，AI+ 人形机器人、AI+ 各种装备都可以算。但通用具身智能要达到 ChatGPT 这种大规模应用爆发的时刻，我认为还需要 5-10 年。因为机器人本体现在还处于三岁的水平，在灵巧操作能力和动态稳定程度上还要进化。
但通用技术在专用场景的落地不需要这么久，明年、后年，人形机器人在个别场景就可以落地了。也只有进入具体场景，通用技术才能真正落地。
历史上也是这样，上世纪 70 年代，是美国公司 Unimation 推出了 PUMA，它是第一个把控制、感知和本体操作结合起来的通用机器人原型。但 PUMA 最初没有被用好，因为这只是美国人想象的通用。它真正走向应用，是因为日本公司对它做了专用化改造，诞生了用于汽车生产的六轴机械臂，和用于电子制造及装配的 SCARA 等形态，也成就了发那科、安川、爱普生等一批日本机器人公司。到 90 年代初，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半壁江山已被日本制造商掌控。
没有具体的场景，第一代工业机器人无法真正产业化；但没有通用的 PUMA，也不会出现机械臂和 SCARA。
大模型现在就像具身智能里的 PUMA，它会催生更多具体场景里的新物种。
图片分别为：1.Puma（Programmable Universal Machine for Assembly，装配用可编程通用机械）；2. 主要用于工业制造领域的六轴机械臂；3. 主要用于电子装配领域的 SCARA（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 机器人。
机器人发展历史路径（中关村智友研究院供图）
《晚点》：现在对人形机器人的投资，大部分是因为看中大模型带来的通用性提升，但如果这不会很快发生，会导致什么？
王田苗：人形机器人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上半年一定会进入低落期，因为热着热着，大家发现它现阶段就是跳跳舞、翻翻跟头、巡视展览。大模型也是如此，《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封面就是一根针即将刺破大模型的气球。
《晚点》：你认为现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有泡沫吗？
王田苗：我认为人形机器人现在存在泡沫，但科学发展和产业推动也需要泡沫。
因为新技术发展成产业，总要遵循启蒙、观望、加速、落地、衰亡的周期规律。每个周期的起点是原创技术或通用平台的突破，人们因此抱有期待，才吸引了创投、金融、产业和学术各界的极大投入，还有各种政府支持，这就必然产生泡沫。
然后再不断研发、试错、迭代，在专业化应用里落地。是否能落地要看是否满足几个要素：性能、成本、安全、环保。
从颠覆性技术的演进规律看，人们总会高估技术的短期效果，却低估其长期价值。
《晚点》：从泡沫到回归理性的过程会很残酷，这批具身智能公司怎么生存下来？
王田苗：在探索通用突破的前提下，一定要在具体应用和场景中进化。即使是特斯拉的 Optimus，现在的场景也非常清楚，就是特斯拉的汽车工厂。
同时要把握，具身智能进化的两个维度：一是本体结构与供应链，二是 AI 模型与软件。比如在做 Optimus 时，马斯克就想按人形机器人的新结构规划供应链，这需要自己开发软件和重新定制一系列核心部件，特别是电机、减速器、丝杠。美国 Figure 公司在 8 月发布的新版人形机器人，也是在结构、供应链和 AI 模型方面不断进化的结果。
在商业上，企业则要根据市场变化和自身优势灵活调整策略。
科技创业始终有两种思维，一种是资源有限的小公司，专注细分领域，走 “专精特新” 路径，这更容易存活。另一种是有丰富资源的平台公司，他们认为通用技术突破了，就能在若干行业广泛应用，会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实现更大的规模和协同效应，达到 “链主” 地位，但死亡率很高。
《晚点》：在寻找具体场景时，Optimus、Figure 等很多公司都在做汽车生产场景，但这里已有大量传统机器人在做搬运、组装、焊接的工作，新方案为什么有竞争力？
王田苗：当环境不变、任务确定、对速度要求很高时，其实越不智能越好，这样效率更高。比如任务就是把螺丝钉放进某个位置或拧紧，机器不需要知道这个螺丝钉是红色还是白色。
但在定制化、小批量的生产场景，就需要更多任务理解、环境动态感知和认知推理能力。拿焊接举例，在焊接复杂钢架结构时，看起来固定一个工件、固定一个对象，就能焊接，但现实不是这样，不同形状的工件摆放位置不同，需要的工艺和经验也不同，而这些存在于中国 50-100 万焊接工人的脑子里。如果专用的工艺模型能解决好多种焊接任务，就可以变成一脑多机，节省成本、适应更多场景。
所以，在工业这种机器人本来就比较多的场景，大模型的技术突破更多带来实践上的延续和优化。
更大的新变化是，机器人也能进到之前机器人比较少的场景，替代人不喜欢做的工作，比如又脏又累又单调又重复又危险的工作。在物流、商超、清洁环卫、食品加工、医药、医疗康复和电池回收等行业都有这样的场景。
《晚点》：这一轮具身智能热潮中也出现了更多年轻的技术专家型创业者，你对他们有什么观察？
王田苗：成功的科技创业者往往具备这些特质：一是强技术背景，这是基础；二是团队优势互补；三是有激情和意志力，意志力不仅是度过困难和挑战的能力，也是对未来的想象力，对未来的激情和野心。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自我成长能力，这包括自知之明、自我批判、自我学习。
其实高学历、背景强的创始人有一个共性弱点：容易骄傲、固执；骄傲带来强控制欲，固执让他很难变通，无法适应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技术背景的创始人，最后能不能破除骄傲，获得商业思维，就是自我成长能力的体现。
10% 的人设计机器，40% 的人服务机器，50% 的人享受爱好
《晚点》：你走上计算机、机器人研究的道路，是因为中学时看了《未来世界》等科幻片。近 50 年过去，你现在对 “未来世界” 的想象有何不同了？
王田苗：《未来世界》里描绘的是机器人和人的对抗，是控制。当时觉得人能控制机器人，很浪漫，打开机器人的脑子，里面都是电板电线，让它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我现在觉得机器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是助力。
我不相信，也不愿意让我们的时间、行为被机器控制。科技和人类、文化和人类、环保和人类，我认为一定是平衡的。科技应该服务人，不是 push 人。
《晚点》：短期看，技术好像正在挤压人的空间：前段时间武汉的无人出租车萝卜快跑引发关注，一些出租车司机开始担心自己失业，美国也出现了司机抵制无人出租车的事件。
王田苗：如果技术在迭代进化中能形成高效、环保、安全三个特点，就很难被阻挡。现在无人出租车就具备这三个特点。但好在科技的变迁有时会长达十年到三十年，会给人们逐渐适应的时间。
《晚点》：未来 10 年，哪些职业可能更先被替代？
王田苗：一些 “失业” 是人性决定的，也是工业制造效率变高、大城市聚集和老龄化加剧等社会发展趋势决定的。当经济、教育、文化、医疗、福利条件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不愿意做单调、重复、肮脏、劳累、危险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又必须存在。所以人不愿意做，同时又比较标准化、批量化的工作会最先被替代。但可能只能替代 50~60%，剩下 40% 的工作是人指挥机器去做。
机器人替代不了人有比较优势的职业。比如婴儿护理、养老护工、保姆、护士等操作性工作。不仅因为这些工作需要感情陪伴，更是因为被看护者身体脆弱，不能有失误。
技术进步也一定会带来新岗位，就像汽车诞生以后，司机、修理等各种衍生行业会出现。同样，机器人的设计、制造、维护、培训、使用、租赁，以及数据清洗、训练等相关职业也会出现。
《晚点》：失去旧工作的人不见得能胜任新工作，普通人可以做什么来应对变化？
王田苗：从学者和老师的角度，我建议至少可以做三个准备：第一，人要有一个向上、向光、向善的追求和爱好。这是人活着的意义本身。第二，要重视和学习 AI 工具，这能高效地处理很多事情。第三，一段时间一个人应该要能专注一项 “劳动” 或者是爱好，找到让自己心安的地方，而不是简单为了生计。
因为我认为未来，会有 10% 的人设计和创造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设计机器；还有 40% 的人服务机器，包括各种机器人、数控机床、软件和大数据等等；另外 50% 的人能享受爱好、追求和消遣，靠社会福利来保障生活。
《晚点》：这会是大部分人想要的生活吗？
王田苗：这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其实一些国家的人现在已经不是在为生存工作了。
前面 10% 设计规则和机器的人是真喜欢工作，设计规则、创造财富就是他们的爱好。中间的 40% 可能是为了想活得更好，获得社会更多认可和回报。
然后还有一部分人闲惯了就很愿意闲，天气好我们就去骑自行车，他不一定要追求现在主流的成功。人如果总是追求被他人定义的成功，会让自己的情绪、行为被裹挟，可能变得焦虑、失落、压抑。
《晚点》：10% 的人设计的规则和机器影响 90% 的人的生活，会带来什么风险？
王田苗：当少数人给多数人设计规则，我真正担心的有两个，一是我们假想这些规则是向善的，不断迭代优化的，但一旦有坏的因素掺杂，就会影响很多人。
第二是，即使这些规则、机器本身有良好初衷，也会让很多人太过依赖，进而不再有自己的思考，难以再发展出各自独特的、有创造性的职业道路。
所以我觉得，社会越是发达、自动化和智能化，人就越是要找到对社会发展有意义，而且自己也爱好的 “劳动”。
扭慢发条，不被别人设计的成功裹挟
《晚点》：你现在对未来的硬科技行业有什么担心吗？
王田苗：我觉得培育年轻人激情的空间固化了。什么是 “成功” 已经定好了，道路就是这些。
《晚点》：这是现在才出现的现象吗？你成长时会有何不同？
王田苗：一个人的轨迹和时代有关。一代人下乡，一代人参军，一代人上大学，有出国的，有创业的，有搞艺术的，有成为科技的弄潮儿的。我是想说，每一代年轻人面临的主流选择是不同的。
我最近看了农夫山泉钟的访谈。别人问他，你们搞水、菜，为什么不像马斯克一样投高科技？钟说，我 24 岁时还是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我有一点自己的梦想，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就很不错了。24 岁的马斯克已经是拿到斯坦福录取书的高材生了，并且开始有了财富。
我们那时选择比较单一。完全没有选择是痛苦的，但选择多了也痛苦。现在的诱惑、干扰太多，很容易看到其他人短时间就成功，但看不到这个人背后的努力和天时地利人和。
《晚点》：你博士毕业时刚好经历中国下海经商的浪潮，当时没有考虑过别的人生可能吗？
王田苗：其实那时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过深圳，想闯一闯。那时深圳是一个让人激动的、沸腾的、火红的地方。
但去了以后发现，深圳当时的产业大多是集成和贸易，不是我擅长和想做的创新。我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就继续回来做学术，去清华和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做博士后。
欧洲外科发达，欧盟当时立项了一个仿生机器人项目，我作为博士后过去了。那里尊重创新、注重交叉，小组里有来自英国搞力学的，来自加拿大搞传感器的，也有来自德国做机械设计的，我是用 C 语言做编程。我们做的是膝关节置换：怎么选择膝关节位置，怎么切骨头更有效率，怎么保证骨头不发焦、腐烂，假体周围如何骨整合等等。
《晚点》：那你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很早的一批留学生，这段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
王田苗：当时中国机器人产业还没有兴起，很多都是进口的，张启先院士（中国知名机器人专家）告诉我：“你是学者，你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我就有了这种使命感，这样开始了很多医疗机器人的研究。
还有一个心态上的改变，我以前好像没对人讲过。我发现意大利人很注重自己的时间，不管老板还是工人，假期都会去海边度假，每个人有自己的爱好。而不是说一个人特别成功，所有人都要向他学习。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很多产业也很厉害，盛产 “工匠”，创造了著名的豪华跑车品牌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奢侈品品牌 Gucci、Prada，以及阿里斯顿洗衣机与供暖热水等。
我回来以后，把自己的时间也扭慢了。我以前总害怕掉队，害怕错失机会，就不断地上发条。回来后我想，我才 35 岁，为什么一定要 40 岁之前评上教授呢？我的导师都是快 50 岁，我那时评教授也可以。
现在大家把时间的发条给扭快了，忘记了自己的路，被别人所设计的任务和成功给裹挟了。
《晚点》：你的发条好像也并不慢，我看到在一次活动间歇，你刚演讲完，就在会场外和一位创业者一起过 BP。
王田苗：做创业导师就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使命，而且与年轻人接触，能让自己年轻，也能激励自己学习。
《晚点》：你对未来中国硬科技行业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王田苗：AI 与具身智能终将改变世界，它会改变我们的产业结构、制造模式和生活方式。我比较期待有更多优秀的科学企业家成为未来创新的担当，他们会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 “资源”。也只有这群人可以引领中国的机器人企业，在 5 到 10 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头部，受人尊敬。
题图来源：中关村智友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