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马靠编者的话：高新科技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的抓手与强大推动力，为了更好地报道全球前沿科技的最新进展与趋势，《环球时报》采编中心与环球时报研究院推出“环球前沿科技论坛”系列专题研讨会。日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3GPP业务与系统技术规范组（SA）105次全会上，3GPP首个6G标准项目6G场景用例与需求研究项目获得通过。全球6G标准化工作正式进入实质阶段。在这种背景下，《环球时报》近日以《6G关键窗口期的全球分歧与机遇》为主题举办了“环球前沿科技论坛6G”专题研讨会。多位专家围绕各国6G的发展布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深入讨论。
全球6G标准化工作进入实质阶段
近年来，多国均积极发展6G，试图抢占战略制高点，全球6G研发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焦点。作为制定全球通信国际标准的重要组织，3GPP开始6G的标准化工作，也意味着6G网络产业化的正式开启。目前各方进展到什么程度呢？
《环球时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与信息，梳理了目前6G发展备受关注的中国、美国、欧洲、韩国和日本的相关情况。其中，美国通过多种举措与布局希望重塑其在未来6G通信的主导地位。一是为6G发展预留优质频谱资源。二是启动6G战略规划。2023年4月，白宫与美企业、政府技术官员和学术专家会晤，着手制定6G通信技术的目标和战略，旨在吸取5G技术发展的教训，重新确立美国及其盟友在电信领域的领导地位。三是加大相关技术研发的投入。美国计划出资数十亿美元研发6G技术，意图在移动通信网络的智能化、云化和开放方面扮演主导角色，利用其在GPU等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软件方面的产业优势，重塑其6G时代的产业主导地位。四是美国联合盟友加强国际6G技术与标准合作。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美国“星链”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全球领先。
欧洲各国通过战略制定、资金支持、项目研发等形式推动6G研究。欧盟已开展6G频谱需求咨询工作，计划2024年出台6G频谱路线图。2023年6月，欧盟无线电频谱政策小组（RSPG）就6G频谱需求开展早期识别工作，评估了欧洲5G发展时期三个频段的应用情况，为6G发展提供参考。目前，欧盟6G项目均已进入系统研究阶段。
日本紧跟美国步伐，设立4.5亿美元6G研究基金，全方位布局6G关键技术研究，建设共享的6G研究基础设施，并通过日本企业主导的产业联盟积极研发相关技术与产品。韩国政府发布多项战略，推动6G商业化进程。2023年2月，韩国发布“K-Network2030”战略，将原计划2026年启动的6G商业化项目提前到2024年实施，并鼓励本土公司在国内生产制造用于6G的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等。2023年11月，韩国发布6G研发推进战略，重点推进中高频段技术、扩大覆盖范围技术、以软件为中心的网络等关键技术领域。
中国相关机构高度重视6G研发工作，为世界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一是加强6G关键技术攻关和系统布局，总体进展与国际保持同步。二是统筹产学研各方力量，开展6G技术试验，加快6G候选技术可行性验证，积极参与全球6G国际标准研制。三是积极探索6G发展路径和应用生态。
除了更快，6G还有什么优势
在此前的移动通信技术发展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速度更快”。例如3G时代需要几秒钟才能打开一张图，4G时代就是1秒钟下载一首歌，5G则升级为几秒钟下载一部电影。中国移动集团首席专家刘光毅介绍说，在6G时代，传统单纯以下载速度来形容通信标准的方式确实可能不再适用，因为6G相比5G不仅仅是通信性能的量级提升，它还将拓展全新的应用场景和用户体验，跨界的融合创新成为6G重要的技术趋势。6G将融合泛信息通信领域的核心技术要素，打造通信、感知、计算、AI、安全、大数据等多维能力融合一体的新一代移动信息网络，面向未来提供无所不达的网络连接、无所不在的网络算力、无所不及的网络智能。
刘光毅表示，面向未来，6G可实现由传统的“移动通信网络”向“移动信息网络”转变，带来信息通信产业的巨大变革与升级。一是催生新的生活形态。6G网络全方位支持全息交互、通感互联等技术发展，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在通信、娱乐游戏、学习办公、情感交互方面打造全新应用。二是催生数字经济新生态。依托6G网络，数字孪生、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将进一步成熟，将全面赋能工业和农业生产，形成面向未来的孪生工业、孪生农业等形态。三是催生社会治理新领域。借助6G智慧泛在的特点，可推动无人驾驶、新型智能交通工具从实验走向实践，精准医疗、元宇宙、无人区探测将进一步满足数智化社会治理需求。
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介绍说，6G在继承了5G基本能力的同时，又发展了三大领域的新设想。一是“通感一体化”，6G除了通信能力外，还增加了感应能力，例如“当你驾车在路上行驶时，附近的6G基站不但能保证你的通话和上网功能，而且基站反馈的电磁信号还可以提供实时的车速是多少，开车路径是什么样”。二是“通智一体化”，6G不仅有通信能力，还把人工智能的能力整合进来。例如在公共场合，6G提供的网络服务同时保障附近的人能够上网聊天、刷短视频以及智能驾驶控制。从重要性上看，显然是必须保持不间断联网的智能驾驶优先级别更高，但现在的5G技术无法实现智能控制，刷短视频可能把智能驾驶的带宽占了。而6G时代，就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为智能驾驶提供足够的专用带宽。三是“天空地一体化”，现在不仅在地球表面有了网络部署，天上的无人机和轨道上的卫星也能提供网络服务，这就需要有大规模的管理和控制，形成整体化的通信解决方案。
5G经验教训可供借鉴
在发展5G方面，美国明显落后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表示，谁能够在技术产业领先，谁就主导未来，这是大国竞争的常识。技术和产业竞争方面有两个关键：一个是技术水平，没有科研基础肯定不能有很好的技术水平。二是产业化水平，再好的技术不能产业化，不能在市场赚钱，也难以发挥作用。在5G时代，美国不但在战略层面有所忽视，而且持续多年的去产业化也影响了美国的5G落地。
刘光毅表示，美国政府发展5G时选择了毫米波，并带动日本、韩国押宝在这个方面。而中国坚持从运营商的角度出发，因为从3G的经验教训已经看到，要想让老百姓用，体验必须好，覆盖要好，而且还要低成本。
刘光毅认为，从5G商用情况来看，中国的5G频谱选择充分考虑了产业能力、覆盖能力和建网成本，为5G的商用成功和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矗6G要充分借鉴5G频谱选择方面的宝贵经验。例如，中国政府在2018年明确了中频段（如2.6GHz/3.5GHz、4.9GHz）作为5G主力覆盖频段的频谱策略，并通过科学统筹、精准分配，向运营商发放至少100MHz的连续频谱，极大促进了5G的产业化进程。这些经验表明，早期的频谱规划和分配对于5G网络的性能和部署成本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6G时代可能需要考虑更广泛的频段，做好低、中、高全频段的频谱资源的统筹协同，在选择部署频段时，综合考虑频段的特性、网络需求、设备支持以及运营商的部署情况等多个因素，确保所选频段的综合性能。
因此未来6G网络仍会以低、中频段覆盖为主，毫米波的作用将会更加重要，太赫兹、可见光等甚高频段通信将在局部场景按需开启，需提前布局面向6G的低、中、高频段协同组网策略。Sub-7GHz以下的中频段仍然是5G-A演进和6G网络的黄金频谱，需加快推动Sub-7GHz频段作为IMT频段的研究与产业构建。
但刘光毅也提醒说，6G低、中、高多频段融合组网在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将面临以下问题：一是低中频段融合毫米波、太赫兹、可见光等更高频段后，组网架构相比5G可能更加复杂，带来网络干扰场景复杂、网络运营维护困难等问题。二是多频段融合组网可实现各个频段的动态互补，优化全网整体服务质量、提高网络频谱效率，但从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等需求出发，需要智能化的提升机制。三是多频段融合组网通信对终端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考虑不同组网场景下的终端能力需求。
制定全球标准仍需博弈
尽管统一标准是产业界的共同目标，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6G全球标准可能会出现分裂风险。在今年2月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十国发表联合声明，称就6G无线通信系统的研究和发展达成“共同原则”。而这也被解读为旨在遏制中国在6G技术标准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金灿荣表示，美国现在非常重视6G，一方面加大投入，包括在政府层面推动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联络盟友，持续对对手进行打压。金灿荣认为，根据当今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可能不得不面临“平行全球化”的未来，所以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吕本富表示，从现在看，美国的确在推动包括通信技术领域的“脱钩断链”，但同时也要注意到，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同的利益团体。吕本富提出，可以利用技术地缘政治学，对四个要素进行量化分析，看看谁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哪里是我们潜在的市常他介绍说，一是政治指标，政治指标有两类：一是在安理会中谁的投票和我们投的相同。二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的票跟我们相同。如果投的票跟我们相同，他们的政治理念和中国是比较类似的，近十年在这两个国际场合的投票情况，这是可以统计的。二是经济指标，主要衡量两个因素：这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以及与中国的贸易量。三是科技，包括这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和中国科技合作指数等。四是专有技术指标。就6G通信技术而言，主要考察两个变量：在这个领域的供应链以及持有多少特有的专利。通过这四个要素的量化分析，就可能以此分析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潜在的朋友。
刘光毅表示，在推动制定6G全球标准时，我们需要一如既往地保持开放与合作，积极倡导全球统一标准和统一生态。面向国外制造企业开放国内市场，积极吸引国外企业和高校参加国内的6G研发。主动参与国外研发项目与活动，充分发挥国际学术平台、产业平台、民间组织的作用，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构建学术共识、技术共识和产业共识，通过技术的融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大国际组织的参与力度并多做实质性贡献，尽可能降低标准分裂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