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谢莲）6月26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在回答新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国际社会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提出了一些设想，但未来还需要不同利益方、不同机构付出更多努力来达成共识。
在6月25日至27日的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五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期间，人工智能成为焦点话题。论坛首日，最新一版《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发布，“驱动科学发展的人工智能”位列首位。论坛期间，来自多个国家、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人工智能革命、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力、人工智能助手的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
6月26日，薛澜出席了主题为“各国准备好迎接人工智能（AI）了吗？”的分论坛。他在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可以带来许多益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和风险。在他看来，中国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远远快于人工智能监管制度的制定速度。薛澜表示，法律法规的出炉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技术的发展是飞速的，这就导致技术发展和制度监管步调很难匹配。薛澜认为，人工智能的监管可能需要更加灵活，“有时候短期内无法推出一个面面俱到的法律体系，那么出台一些基于特定场景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则更加简单。”
其次是监管机构的问题。薛澜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多元的，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可以管理好人工智能涉及的所有方面，这导致人工智能监管变得更加复杂。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正在想方设法阻碍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
美国曾多次出台相关政策，试图限制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去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限制美国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对华投资。今年6月21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具体的草案。有媒体表示，美国的对华投资限令可能在今年年底前生效。
但许多人认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中美必须合作的一个关键领域。薛澜表示，去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访华时就曾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需要对话、需要合作应对其带来的现实挑战。今年5月14日，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在瑞士举行，双方围绕人工智能的科技风险、全球治理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薛澜也指出，中美需要在许多层面合作来提高人工智能的安全应用，包括对人工智能发展制定红线、设置“防护栏”，避免出现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等，避免人工智能的军事化使用等。“这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
在回答新京报记者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相关提问时，薛澜表示，相关方正在推进这方面的努力。譬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去年宣布成立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为国际社会加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支持。古特雷斯还提到成立一个类似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机构。也有人提出，也许可以考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模式进行人工智能监管。
薛澜认为，不管如何，国际社会不太可能形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性机构来监管人工智能发展的所有方面。“人工智能涉及的方面太多，影响太大、太长期，监管起来更加困难。这就需要不同利益相关方、不同机构包括政府、企业、公众等方方面面共同努力以达成共识。”
编辑 白爽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