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文
数字化正在成为从决策层到产业层变革的焦点议题。
科技的进步赋予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从体力的延伸到机器替代，再到今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更是助力人类在智力层面实现跃升。相比过往的“机械蛮力”，数字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得以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并辅助我们更高水平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时我们也应明确，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须被纳入正确的价值体系内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在效率和公平、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之间寻求平衡。
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我们需要探索和衡量今天的技术变革为改造世界和推动经济发展带来的“利”与“弊”，在面向“兴业”、“惠民”和“善治”的数字化赋能之路上才能行之有道、为之有法、用之有度。
新数字技术
2003年“非典”加速了互联网技术在消费领域的规模化渗透，通过“连接”，组织消费端分散需求，引导价值链的资源配置，从而深刻改变了经济社会的运行模式。
同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数字技术在新冠疫情期间展现出的巨大潜力，也引发企业应用“新技术”的迫切需求，助推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与“网络经济”发展的逻辑不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数据分析和决策效率上的显著优势，将有助于对产业全链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的高效赋能，促进全产业链的协同转型，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对比过去四十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受资源环境的约束小，劳动力依存度高，今天面对势不可挡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攀升的用工成本，以及因自然资源的过度透支引发的气候、环境威胁，原有低端、粗放、高耗能的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结合“经济换挡”的客观要求，产业发展应顺势而为，努力摆脱传统要素制约，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效能，降低能源消耗，走“绿色、安全、集约、高效”的可持续发展路线，这与“十四五”所倡导的新发展理念不谋而合。
虽然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总体目标一致，但技术落地到不同产业的实现路径却不尽相同。
例如在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的应用应更注重用户的需求导向，充分调动要素资源，推动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体验，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工业制造领域，智能制造一方面要完成过程优化、设备升级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生产全周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减轻生态环保负担；在能源领域，践行“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结合数字技术提高能源利用和管理效率，助力推动绿色能源发展。
数字鸿沟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深刻意识到数字技术的扩散和渗透是不均衡的，呈现出由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由城市到农村、由年轻人到年长者、由高技能到低技能人群渐进式的辐射特征。因而在数字技术加速应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数字鸿沟”，导致一部分社会群体游离于数字社会之外，成为数字社会的“新难民”。以老年群体为例，市面上推陈出新的APP、小程序、二维码扫码等数字化服务对于很多老人来说都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新闻曾报道疫情期间一位老人因无“二维码”坐不了公交、住不了酒店，只能风餐露宿徒步千里走回老家；一些城市医院的数字化建设施行网上挂号、在线缴费和查验报告，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体验，却忽略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给老年群体使用带来挑战。在数字化转型中，类似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亟待我们充分考虑弱势群体需求，利用更为包容的数字化手段予以解决。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是“十四五”有关民生福祉建设的重点方向之一。以我国公共医疗服务为例，虽然我国已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但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仍是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大量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头部城市，城镇与不同区域城市之间的医疗资源差异悬殊。例如，湖北武汉常驻人口1100万，拥有36家三甲医院，而临近的黄冈市，作为湖北省第二大人口城市，拥有630万常住人口，仅有2家三甲医院，这种区域性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分布直接导致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容易发生“医疗挤兑”现象，例如疫情期间，武汉发热门诊高峰时段就诊人数全天超过1.5万人。
无论是“数字鸿沟”还是“公共资源配置失衡”，归根结底都是民生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因此，我们既要积极推动数字技术的加速落地，充分释放和享受数字红利，同时也要时刻保持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尤其在加快弥合“数字鸿沟”、统筹公共资源以增进全民福祉方面，以可持续发展的包容理念赋予数字经济发展新内涵，充分发挥技术和创新优势，让数字经济的发展跨越种族、代际、城乡、地域，惠及所有群体。
数字善治
所谓“数字善治”，主要是指城市管理与社会公共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伴随城市化进程深化，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所带来的一系列城市治理与环境保护问题成为“十四五”关注的重要命题。例如，随着城市的不断拓展，一些地区不合理城市化所导致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违章建筑等难题亟待疏解，利用“人拉肩扛”式的传统治理手段显然低效且执行力差；在促进城市“硬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兼顾人文气息、文化包容、绿色环保的“软生态”塑造，让城市环境和谐宜居；在面对公共安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灾害等应急管理方面，如何做到快速响应、精准治理等，这些都是摆在施政者面前的治理难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指出，“科技赋能，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正因如此，施政者对于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要素、新技术”实现更加科学、合理、高效、可靠的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的需求尤为明确，也是城市治理数字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与传统意义上由政府主导，粗放式、被动化的治理模式不同，现代化城市治理更强调多主体参与，多数据融合，并基于科学分析之上进行主动式、网格化治理。因此，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一方面要通过数据汇集和共享，打造一体化的数字治理平台，迅速将各渠道、各部门、各类型的治理主体聚合在一起，形成多主体协同的治理共同体；另一方面要有效利用地理信息、遥感数据、水文气象等多源数据资源，结合智能算法的分析优势，辅助治理追根溯源，把握事物发展的整体状况和未来趋势，从而实现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动态化和可预测性，推动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跃迁背景下，从产业、民生和治理三个方面来看，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路线都有了更明确的方向。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正值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际，坚守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边界，平衡“底线思维”和“增长思维”，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抓手，也是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现实要求。
（作者系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战略生态研究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