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美关系迈向新的历史阶段，由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变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不能因为外部的纷扰打乱自己的发展节奏，而更应该保持冷静、理性和定力，专注于修炼技术创新的内功。中美之间的国力竞争，最终比拼的还是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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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贸易战、金融战、人才战还是外交战，中美之间摩擦的本质，归根到底还是技术战。中美之间国力的竞争，最终比拼的还是技术创新。
★不管下一届美国总统是谁，美国政府大概率都将会延续强硬的对华政策，未来的中美关系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转向是战略性的，不会由某个总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执政党的更迭而转变。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那跨越太平洋握手的经典一幕，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后冻结二十余年的坚冰，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新时代，奠定了此后中美两国交流合作的基矗中美建交后，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产出了丰硕的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发展，对维护国际局势的和平稳定也功不可没。
如今中美关系迈向新的历史阶段，由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变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不能因为外部的纷扰打乱自己的发展节奏，而更应该保持冷静、理性和定力，专注于修炼技术创新的内功。中美之间的国力竞争，最终比拼的还是技术创新。
进入存量竞争时代 中国需苦练新内功
时间来到20世纪第三个十年。当世界的分界线开始分叉，中美竞争的战鼓响起。1979年中美建交时，中国的GDP总量仅为美国的6.8%，而到了2019年，中国GDP已经升至美国的67%，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也由此迈向了新的历史阶段由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变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基于“中国经济腾飞将造成威胁”的单方面霸权主义思维，美国将对抗的矛头瞄准中国。
2020年7月23日，这一天注定会被历史记祝在全球仍然处于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水深火热之中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发表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反华演讲，否定了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政策，甚至呼吁建立所谓的“民主联盟”共同对抗中国。生命不息，甩锅不止。蓬佩奥试图以一篇充满谎言与污蔑的陈词滥调比肩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实际上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积累政治资本的私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攻于权力游戏与政治算计的倒退行为，都是无力的。如今的中国不是曾经的苏联，绝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偏见而开启“新冷战”。中美之间几十年来建立起的社会、经济间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也不会因为这样一篇拙劣的演讲而被完全切断。
实际上，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就开始不断宣扬贸易保护主义，以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贸易争端，鼓吹“去中国化”“去全球化”，并试图在各方面与中国“脱钩”。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中美关系更是开启了新一轮“螺旋式”下降，特朗普疯狂的“甩锅”、攻击、驱逐驻美中国记者、限制中国学生学者签证、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等等。
图说：7月28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采访时首次承认，政府对来自欧洲的新冠病毒威胁认识缓慢，这是美国疫情暴发的主要原因。图 GJ
与此同时，贸易战的战火也烧到了金融战常7月14日，特朗普宣布将对“协助限制香港自治”的中国实体和个人实行制裁，具体手段包括限制与美国交易、无法使用美元结算等等，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打算把香港踢出SWIFT进而引发金融战”的担忧。考虑到美国曾经动用SWIFT制裁过伊朗与俄罗斯，并给两国造成巨大损失的先例，这种担忧不无道理。特别是，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以及最大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国，一旦美国对中国动用SWIFT进行制裁，通过阻断美元国际收付来限制中国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将不可避免地对世界贸易造成严重的冲击。
长期来看，在金融安全方面，为了防范金融战的风险，同时解决好跨境人民币支付问题，我们既要抵制美国的霸权行为，也要积极探索研究区块链、数字货币等新一代的金融科技创新，为全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提供支撑。
不断强化的中美贸易战,与美国今年将要进行的总统大选有很大关系。如今，美国总统大选已进入100天倒计时。无论此次大选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不管下一届美国总统是谁，美国政府大概率都将会延续强硬的对华政策，未来的中美关系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转向是战略性的，不会由某个总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执政党的更迭而转变。
人人都能变好的和平发展增量时代已经结束，一个画风迥异的存量竞争大时代正在慢慢拉开序幕。
中国要向前发展，势必要冲破旧秩序的藩篱。特别是在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不能因为外部的纷扰打乱自己的发展节奏，而更应该保持冷静、理性和定力，专注于修炼内功。而这一内功，就是技术创新。
无论是贸易战、金融战、人才战还是外交战，中美之间摩擦的本质，归根到底还是技术战。中美之间国力的竞争，最终比拼的还是技术创新。根据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人口、资本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发展最终靠的还是创新。历史上的前三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而自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虽然应用领域的创新层出不穷，但是理论领域的创新一直没有巨大的突破。2013年，德国最早提出了“工业4.0”战略，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为代表的新技术，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各国都已经意识到，谁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先机，将获得未来大国较量的核心竞争力。
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然而，创新活动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失败率高的特点决定了它很难用常规手段来激励。那么，如何高效地激励技术创新？我认为最重要的两点就是：重视企业家精神和长期主义。
创造创新生态体系 要发展企业家精神
人才对于创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的一项学术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是组织资本的6倍。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缩小与德国在军事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回形针计划”将1600名德国科学家接到美国，这些顶尖人才的加入，一举让美国在航空航天、核武器与计算机领域成为最先进的国家，奠定了美国科技强国的深厚基矗不仅如此，在二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美国为了吸引全世界的高水平、高科技人才，在国家层面不断降低人才引进的门槛，尽可能地扫除包括国籍、年龄在内的重重障碍。在学校层面上，美国各个大学也制定了完善的留学生和交换生政策，并配套高额奖学金。最终的效果也很明显，从1960年到1999年，美国吸引的国外留学生达到49.1万，占全球留学总人数的1/3。科技型人才的加入，造就了美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如今美国一味地实行单边主义，不断加码对科技人才的签证、实验室、研究方向等各方面的限制，刚好给我国大力引进高水平人才创造了机会，我们可以借此契机展开全球范围的创新人才竞争，用更好的工作待遇和营商环境吸引海外华人华侨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回到国内干事创业。
图说：中国石化青岛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西门子预测性维护系统SiePA，建立从智能预警到高级诊断的闭环机制，以保证生产可靠性和安全性。图片来源于西门子官网
除此之外，良好的创新生态的建立还可以借助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力量，我的一项实证研究曾发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可以显著提升当地企业的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可以通过聚集人才与资源，集中力量攻克突破性的创新，并快速实现创新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当前，我国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有一百多个，但整体还是落后于国外优秀的创新集群，例如中关村科技园对标美国硅谷，在营商环境、产学研结合程度、人才待遇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营商环境方面，硅谷企业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很小，市场化程度高，而中关村科技园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多，行政手续繁杂，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家的行政负担；产学研结合程度方面，硅谷有斯坦福与伯克利等著名大学，这些学校与企业间的相互合作交流较多，学校里研究的课题不少来自于业界的需求，业界大咖也会经常去学校里授课，产学研深度融合，而中关村科技园附近虽然也有不少一流大学，但产学研融合不够，存在脱节；人才待遇方面，硅谷能够吸引全世界最优秀、最顶尖的人才和企业家，得益于其丰厚的劳动报酬、完善的配套体系，相比之下中关村科技园虽然已经吸引了不少国内的优秀人才，但放在全球范围内来看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够。这些因素使得在科技创新的比拼中，硅谷诞生的公司在创新能力上更胜一筹。未来，我们应着眼于更好地整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区域资源，优化配套的人才引进制度，帮助企业减轻行政负担，更好地利用起产业园区的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长期主义至关重要 勿仅着眼短期利益
投资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项长期投资，难以在短期见到效果，因此长期主义对于激励创新至关重要，需要在机制设计上使得管理者更着眼于长期价值而非短期利益。例如2019年5月设立的美国硅谷的长期证券交易所（Long-Term Stock Exchange，LTSE），就是以长期持有、长期激励为策略，致力于吸引那些短期还在亏损但是专注于长期技术创新的创业公司，该证券交易所在很多制度设计上不同于传统的证券交易所，具体包括降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频率、短期盈利要求及分析师追踪等，这些设计可以减少对科技创新公司上市后的短期压力，使资本更好地匹配创新的长期性，从而激励企业创新。
我国当前金融体系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利于激励技术创新的因素，融资主要是以银行信贷这样的间接融资为主，没有充分发挥长期股权融资的作用。我的一项研究分析了32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发现，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越发达，该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但如果信贷市场发达则反之。1983年美国设立的硅谷银行就曾将信用贷款与股权投资结合，发展出一种“风险贷款”的模式，类似于今天的“投贷联动”，支持了一大批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投贷联动”可以很好地平衡信用贷款的风险与创新所需的长期投资，是值得我国银行业学习的新业务模式，传统银行可以与风险投资、创投公司合作，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手段改变传统的风险控制模式，更好地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
此外，应当鼓励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更多地将资金投入到创业创新活动中，因为这样的资金往往是长期资金，通常以长期持有股权为目的，可以更好地匹配创新活动所需的长期投资。我的学术研究也曾发现国外机构投资者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机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更加专业化、组织化，还会更多地参与到公司治理之中。我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对冲基金的积极主义会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介入到公司的管理之中，更好地配置公司内部的创新资源。因此，我们应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继续深入注册制改革，更多地鼓励机构投资者投资创新企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的成就都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如今的中国，唯有坚持以创新为根本推动力的“不变”，通过新旧动能转换的持续推进，实现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从容不破地应对来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波诡云谲的瞬息“万变”。
人物简介：
田轩现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博士生导师。兼任深交所创业板首届上市委员会委员、国家金融研究院全球并购重组研究中心主任和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MBA教育中心主任等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公司金融、企业创新、风险投资和并购重组。曾四次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年度杰出研究奖；在2016年获得中国管理学青年奖，多篇论文蝉联全球前1%高影响力论文。现任多家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主编和副主编，还担任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专家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