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寇宗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注 | 本文节选自寇宗来教授在鸿儒论道的演讲，未经本人审阅
历史上，对“互联网和大数据是否会导致计划经济”曾有激烈争论，一方是兰格、勒纳等人，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可以用计划模拟市场，以避免市场无序竞争的浪费，另一方是奥地利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哈耶克和米塞斯，他们坚决反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计划没法模拟市场:哈耶克提出分散知识，也就是那些不同于学科知识，未经组织、没有系统化的、分散于每个个体的知识，这些由个人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是很难被中央计划的;而米塞斯提出了企业家的搜寻，经济社会的创新是企业家带来的，而创新意味着打破常规，但计划意味着事前规定，这俩在概念上就是冲突的。有趣的是，当时在学术辩论中，哈耶克和米塞斯输得一塌糊涂，但苏联解体以后，哈耶克也获得了奖，也就是历史认为他厉害。
马云曾在乌镇的互联网大会上表示大数据和云计算可能会复活计划经济，但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大数据会拓展计划的范围，但不会导致计划经济。因为计划的“有效性”，必须要求每个人的行为都遵从中央计划，但这将使大数据失去“信息性”;同时，计划的有效性来自于数据的信息性，即计划的无效性。这两难问题从哲学意义上没办法解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计划经济不可行。
但计划经济对机器人是可行的，既然讲到机器人，就要讲到人工智能，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是不是到来了?这个图是1993年《纽约客》杂志的一个漫画，很出名，两条狗下面的文字就是“在互联网时代，没人知道你是条狗”，这个漫画背后隐含的含义是什么?这个狗是具有人工智能的。什么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创始人是图灵，图灵说跟你聊天的“人”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电脑，如果电脑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其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则电脑通过测试，被认为具有人工智能。
机器现在到底有多智能?我想已经蛮智能了，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基于过去数据的学习，一种是基于机器的学习。如果投入的量足够大，成本足够大，机器的卓越性可以超过人类。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人工智能对于收入不公平的影响。
首先是卡尔多事实。卡尔多是著名经济学家，他对二战之后的基本经济做了总结，发现随着资本积累，劳动收入占比基本保持不变。这个很容易理解，如果假设总体生产函数是C-D函数，那么资本K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加，所以工资增加，最后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保持不变。但《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克蒂指出，近十几年来，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
这其中的一个解释是智能机器的“二元背离”:智能机器人既是机器也是人，功能上越来越像人，对劳动构成替代，但是它的分配属性依然是机器，收益归于资本所有者。
这有什么影响?你会发现这跟C-D函数不一样，虽然在这个生产函数里，资本和劳动边际上是替代的，但同时也是互补的--如果没有资本，不管劳动多少产出为零，反之亦然。但在智能机器人情况下，智能机器人功能上可以完全替代人，但是它的成本是资本，大家知道机器人成本最后是由利率决定的，而劳动的成本是工资，所以如果我们接受卡尔多第一个假设，假设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利率保持不变，那么就会导致工资被利率锁定，换句话说，资本积累，总产出增加，但劳动者拿到的工资总额几乎保持不变，因此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这就是不平等。不平等是有代价的，比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因为收入差距变大，这个世界也在发生变化。
将这种“二元背离”引申到国际贸易，有助于理解现下的贸易摩擦。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生产有多种要素至少有一种要素是不可以跨国自由流动，比如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劳动不可以跨国自由流动，所以各国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不一样，据此进行国际分工然后进行国际贸易。但随着机器人越来越智能化，它会对比较优势原则产生极大的颠覆，因为智能机器人既是机器又是人，既是资本又是劳动，所以智能机器人的移动，意味着资本和劳动在移动，而且，智能机器人的量可以无限大幅度扩张，发达国家生产端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性可能会越来越低。有些制造业回归美国或者发达国家不是异想天开，它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国际贸易的现有条约，是在原先的技术条件下得到的，反应的是了各国以前的相对优势，一旦新技术改变了各国的相互依赖性，传统的国际分工和生产-消费循环将被打破:在生产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性下降，国家之间生产效率的竞争，最终取决于技术实力的竞争，可能最终导致“赢者通吃”的局面;但在消费端，发达国家无法消化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却无力购买这些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此，国家间势必需要就技术与市尝供给与需求进行重新谈判，调整收益分配，在这过程中，可能会实施以打促谈的谈判策略，也可能是“以退为进”的频繁退群。
随着人工智能的更进一步深化，生产-消费的循环将无法有机运行，因为只要是规模化大生产，智能机器人只需要一个固定成本，它的平均成本会很低，而劳动者需要一个“生存工资”，人工智能的平均成本必然低于“生存工资”，智能机器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收益归谁所有?归资本家所有，如何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这种基本矛盾?按照马克思的方式，要把资本家的收益分配给大家。如果生产率极大丰富，那么除非劳动带来“正收益”比如快乐，劳动者将无法与“机器人”竞争，因此劳动“必须”成为第一需要。
具体到个人，我们该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直觉上，大家肯定会认为简单的东西容易被替代，并不是，我们看个图，横轴代表工作的复杂度，纵轴代表替代难度(代表经济跟技术两种因素综合下来的替代难度，工资/技术替代性)，呈现的是U型线。比如按脚，虽然替代难度不大，但由于收益不高，所以综合来说不容易被替代;而让机器去尝试稀奇古怪的创意，难度比较高;标准化的白领工作，则很容易被替代，比如财务分析的很多东西，比如金融市场里很多数据分析师的工作已经部分被替代了。所以，要做非标准化的白领，做AI不能做的创意类，否则，要么做AI不愿意做的，要么被替代。在这过程中，教育跟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很重要的: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面临的公共知识变多了，但如果没有能力去吸收这些知识，那么它们对你来说就是没有价值的，而教育能降低知识吸收成本，加大创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