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能手机下单购物，等无人车将包裹送到家中，用语音控制家里的音箱播放音乐，带上AR眼镜玩一款身临其境的游戏……越来越多的技术正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为我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便利，但绝少有人思考，我们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一部智能手机的背后，可能是刚果童工的廉价劳动；无人车的发展，敲响了大批司机失业的警钟；智能家居入侵我们的住宅，收集我们最私密的信息；AR技术让我们在现实和虚拟里迷失……
这些技术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对我们构成怎样的挑战？谁从这些技术中受益、谁又从中受害？Verso出版社的新书《激进的技术：日常生活的设计》（Radical
Technologies: The Design of Everyday Life）将这些技术逐一剖析。作者Adam
Greenfield是杰出的科技思想家，曾于十年前担任诺基亚副总裁，近年则专攻科技与城市空间、共享经济与社会发展议题。
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了土逗公社对Adam
Greenfield进行的专访，着重探讨了近年来被热炒、但普通人较难理解的比特币（Bitcoin）。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用密码技术控制货币的生产和转移，无需经过银行等中心化机构。获取新比特币需要用电脑解答数学难题，这一过程被称为“挖矿”，操作者被称为“矿工”。目前，各国对比特币的接受情况不一。
科技思想家Greenfield
比特币的政治抱负
问：可以聊聊你的新书吗？书名叫做《激进的技术》，“激进”在这里指什么？“激进”的技术和“非激进”的技术有何不同？
答：因为这是一本由政治激进的左翼出版社出版的书，且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左派，所以人们可能会以为，这里说的“激进的技术”是指那些施展左翼政治的技术，但其实不是这样。
当我说“激进的技术”时，我指的是那些从根本上影响“我们是谁”、“我们认为自己是谁”、“我们如何向世界呈现自身”、“我们如何将自身组织到集体当中”的技术。我在本书中讨论的技术，都在某些方面产生了这些影响。它们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创造了新的条件，这些条件必然会塑造新的经济和政治行动，并最终会塑造我们自身。
我最为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是如何以技术环境为条件的。我的上一代人的通讯技术，令他们拥有一种独特的关于世界的浪漫体验。那时你可以搭便宜的货船穿越海洋，当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会收到美国运通公司转交给你的信件。这是他们生存于世的方式，一种是迁徙的方式，一种是通讯的方式，它们都以当时的政治经济、归根到底是以当时的技术为条件。
但当我成年的时候，技术已经发展到让这两种方式都不再可取的地步，在商船上订位变得十分困难，坐飞机出行容易得多，尽管那并不浪漫；在电子邮件时代，从美国运通公司那里取信显得毫无意义。我们面对的可能性、我们向世界呈现自我的方式，都以我们时代可获取的技术为条件。我想这本书所写的就是这些：尽管一切都在迅速地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以特殊的方式在进行，它是可描述、可解释、可被讨论的。
问：书中用了两章来介绍比特币及其技术，这看起来是个重要的话题，但普通人理解起来颇有难度。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比特币，它是如何存在的？它的价值来自哪里？
答：首先我必须承认，我还不知道比特币是否有任何价值。围绕加密货币和比特币的宣传不计其数，但并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到头来它可能什么都不是。但当你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时，审视一个可能性不高、但影响很大的事件，仍然是重要的。如果区块链技术真的是21世纪组织社会经济体系的方式，它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理解它为何物就会显得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异乎寻常地复杂，不是研究一两次就能弄懂的东西。它是如此反直觉、如此古怪，以至于我无法想象它是由人类创造的。
摘自Wikipedia：区块链（blockchain／block
chain）是用分布式数据库识别、传播和记载信息的智能化对等网络,
也称为价值互联网。中本聪在2008年，于《比特币白皮书》中提出“区块链”概念，并在2009年创立了比特币社会网络，开发出第一个区块，即“创世区块”。图片来源：网络
另一点我们讨论区块链时要牢记的，是加密货币的设计是由一种特定的政治抱负所激发的。区块链技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参与设计它的人们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中心化机制的信任，无论这些机制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他们（区块链的创造者们）从根本上想要将事物去中心化，令世界由独立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彼此建立契约式的私人关系，这样整个世界就绝少有自愿连结的个体之上的组织存在。
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但这是右翼无政府主义的想法。这是无政府主义资本家对世界的构想，他们很少谈论平等，很少谈论当前权力关系下受压迫的人类的解放。实际上，就目前而言，它倾向于让有权力的人变得更有权力，让懂金融的人更富有。它有意地赋予一些人和机构更大的权力，却将另一些机构的权力榨干，后者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家。
每一笔比特币交易都不是由中央账本（ledger）确认生效的，而是由去中心化的账本来确认。比特币网络中的每台电脑都持有这个账本的副本。这意味着并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告诉大家，这笔钱值钱。如果你从根本上相信国家是无权者、被压迫者的守护人，那么任何伤害国家的事物都将伤害这些人。但如果你认为国家才是压迫者，那么你就能理解这些人为什么想瓦解国家。
问：作为一种虚拟货币，比特币如何解决“信任”的问题？当大部分商品未能用比特币交易、大部分政府未能允许比特币与实体货币兑换时，人们为何对这种货币抱有信心？
答：我不认为它真的“解决”了信任问题，它只是“延后”了这个问题。它令你不必再信任一个机构，但你要把信任转移到算法，以及运行这套算法的、跑代码的机器网络之上。如果你不信任那套代码，就谈不上信任比特币。
当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设计比特币初始协议的时候，我记得他在那篇最初的文章中指出，如果有人在比特币网络拥有51%的计算能力（computing
power），他们就能改写区块链，写上任何他们想写的东西。但中本聪认为，考虑到整个世界的计算能力，控制51%的计算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大约在2014年，就在他写下那篇文章六年之后，这已经变得非常可能。就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两个中国的比特币矿场之间的计算能力可能已经超过了50%，如果他们决定联手，一场51%的攻击就是可能的。
比特币的市场定位：从另类右翼到后儒家社会
问：你提到中国的比特币矿常这些矿场是中国公司持有的还是海外资本持有的？
答：很难说是谁持有的，它们的所有权可能分散在层层嵌套的公司之中。但有趣的是，每当我查看比特币的交易，总能看到人民币兑换入比特币。事情很显然，富有的中国人通过投资比特币将他们的钱转移出去，就像他们投资伦敦的房地产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人从比特币和区块链中获益，我猜当数中国的富豪们。
图片来源：网络
问：中国除了有使用比特币的富豪，也有挖矿的矿工们。一些比特币矿场之所以选址四川，也是因为那里电费便宜、气温较低以及人力成本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否成为了生产比特币的“世界工厂”？
答：中国确实存在一些既有的条件，包括物质的、气候的、人力的、技术的，这些条件叠加起来，令中国在比特币的格局中处于相应的位置。其结果显示，比特币的世界并不是平的。比特币并非如它的发明者可能设想的那样，可以消除地区间的差异。这是连非常聪明的人都时不时会犯的错误，即认为技术是自主的。事实上，当你把一项技术带到这个世界，它往往会成为现有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一结构根深蒂固，很难通过创造一项新技术改变什么。
问：比特币的价格近期不断打破纪录，有分析认为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亚洲。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答：比特币价格飞升，是因为它承担的两种职能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张力。任何被当作货币的东西都有三种基本职能：作为交换媒介——我给你一个猪肉包，你给我一美元，我们认为这两种东西是等价的；作为记账单位——用它来给资产和债务标价；作为价值储存——我存下五美元，期待它升值，这更像是一种投资。比特币的问题或者说设计上的缺点在于，它必须让这两种职能同时起作用。一方面它是交换媒介，比如我向你买东西，付给你比特币；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投机性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它更像是黄金。
比特币价格的网站 https://price.bitcoin.com，图片来源：bitoin.com
目前对比特币的兴趣主要来自亚洲，但比特币在西方有深刻的市场定位。另类右翼（alt-right）人士对比特币很感兴趣。这就像表明你自己的政治态度，通过表达对比特币的兴趣，通过使用比特币这个词。
问：比特币社区主要是由另类右翼人士组成的吗？
答：在2017年、在西方，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不是客观事实，至少我感觉是这样。
问：所以对比特币的兴趣与它背后的意识形态有关？
答：我认为这在某种层面上是正确的。有一群核心人士理解加密货币最初的意识形态，并为其投资。由于初始用户群内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一种由无政府主义资本家发明的技术，会出于某种理由，吸引别的无政府主义资本家、技术自由意志主义者、激进的个人主义者、自我中心的无政府主义者。
但我认为也有些人不了解比特币产生的政治背景，也不知道它来自什么样的社区，而只是意识到这种货币和他们政治观念体系之间有某种自洽。这些人构成了比特币的第二波拥趸，他们和比特币的发明者们没有很深的联系，他们更年轻、更精通网络，所以我用了“另类右翼”这个词。我认为这些人在比特币身上找到了亲近感，但他们未必完全了解了比特币是什么。
问：也有新闻说很多日本和韩国的家庭主妇在炒比特币，她们的身份好像跟上述比特币社区相去甚远。而且通常会认为，她们是较为保守的投资者，为什么她们会对这样高风险的产品感兴趣？
答：仅仅作为猜测的话，我认为是社会感染效应很强，特别是在我称之为“后儒家社会”（post-Confucian
societies）的地方。在日本和韩国，像安利这样的多层次直销公司大获成功是有原因的，甚至在韩国，这些营销一度是违法的，因为它太有效了，人们会用自己的家庭、学校网络来说服别人购买他们原本不需要的东西，并且成为安利的经销商。我认为对于比特币而言，可能也有同样的原理在起作用。这就像是安利一样的庞氏骗局，尽管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比特币被设计成永久通缩的（permanently
deflationary），可被挖的比特币总数有一个上限，出于计算的原因，它会一直变得越来越难挖。理论上，每一比特币的价值只会一直上升，这让它看起来像是一项值得的投资。这或许是一些保守的投资者被比特币吸引的原因。而且在韩国和日本，女性往往要对家庭财政负责，我猜她们是想（通过投资比特币）保障家庭的未来。但问题在于，这些钱进入比特币的投机市场，可能会突然造成损失。如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决定人们不能用比特币购买任何东西，那么你的投资很快会变成零。
技术的个人主义面相压倒了集体解放的愿望
问：在上午的新书发布会中，你提到在科技发展的早期，科技圈曾经有一种“解放的文化”（a culture of liberation），这种文化为什么消失了？
答：有至少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我说的是事实，但不是完整的事实。完整的事实是，我谈论的那些当时充满希望的、思想开放的技术文化，已经是一种军事工业的文化，因此这种对
“解放”的文化兴趣是建立在军事工业向科技发展投资的基础上的。那就是复杂的现实。你会看到这些人（科技发明者）最终是在军队或企业的合同下工作的。那不是完全地、纯粹地关于“解放”——其中可能有对“解放”的真诚的兴趣，但那是在更深层次的事物和文化之上的对“解放”的兴趣。
其次，个人的“解放（liberation）”和集体的“解放（emancipation）”之间必然存在张力。这些技术非常擅长赋权于个人，它可以令一群排队等地铁的人看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使他们都在用Facebook，他们看到的也是不同面的世界，而其他人对此无法感知。因此我的感觉是，技术的个人主义面向超越并最终压倒了解放集体的愿望。如果这些网络、技术、交互功能能被设计得不同一些——我不会说为时已晚，我们最终会到达这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设计互联网协议。如果我们想赋权一群人、集体的人，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这些层层叠叠的技术，并作出不同的决定。
我也是被技术赋权的个体，并从中获益。而我确实认为，对个体的过分强调令我们错过了某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完全走向反面，令技术只能赋权于集体而牺牲个人，我会报以同样的不满。坦白讲，我并不适合一个凡是只讲“集体”的世界，我不是好的团队合作者，我作为个体比待在团体中更好。我们所在的世界创造了我，尽管它也令我看到了它深刻的局限。
问：你在发布会上也提到，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当代科技发展主导的意识形态，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和“解放”？
答：我认为新自由主义非常危险的地方在于，它确实能够解放人。它非常善于运用个人赋权的话语，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能动性，感觉自己能自主地做出选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担起选择的责任。在我们身处的如此复杂的世界，这会让人精疲力尽，我们需要应对这种“选择的负担”。我们被要求在不同的医疗保险、不同的教育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还被要求理解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而是一项对我们未来职场表现的“投资”。如果我们想将自己在经济中的表现“最优化”，令我们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我们就不得不早早地做好这些长期决定。我不认为这是对我们心力的最好利用。
我不是在为刻意限制选择的行为辩解，但我希望我们不用总是被期待成为精明的个体，在超越个人理解能力的复杂场域里行事；我希望作为普通的男男女女，我们不用被迫去理解复杂决策中的因果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我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感到不舒服，那是一个让人疲倦、沮丧、情绪困难的世界，一个并不吸引人的世界，尽管那也还不是最坏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