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身为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大疆”）副总裁的邵建伙刚刚参加完一次由无人机监管部门举办的内部会议，就得知有人谣传他在会上表示“大疆弃守中国市场”。
尽管此后不久，邵建伙公开回应称，“（大疆）从未考虑过退出中国市场，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但外界对大疆命运的揣测并未停止。
不幸的是，整个2017年上半年，大疆还面临着业绩的压力。大疆公司相关人士承认，2016年占大疆总销售额20%左右的中国区销量，在最近这段时间，有小幅度下滑。
中国区销量的首次下滑，更加深了外界对其生存状况的质疑。“就像陷入流沙一般，感到自己在一步步下沉，想用力喊，却往往陷得更深。”大疆公司相关人士这样形容。
压力在5月达到高峰。这个月，与无人机监管相关的各种会议密集召开，其中，邵建伙作为仅有的几家民营公司代表身份出席的就有数次。5月15日当天他甚至连续参加了两次会议，分别由中国民航局和国家空管委举行。“此前从未看过管理层如此频繁地讨论无人机监管，外界不会懂，行业究竟经历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疆相关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说。
会议刚刚结束，5月16日，中国民航局就发布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要求自6月1日起，民用无人机的拥有者须按要求进行实名网络登记。
这一规定的下发对于无人机领域的冲击，堪比2016年底网约车新政对于共享出行行业的影响。网络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无人机数量至少有两万台，而拥有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的仅占10%。
至此，从连续多起无人机“扰航”事件，到无人机实名制新政出台，一条新的产业链正在生长。“监管部门在安全管理技术上需要外包商来落实，所以争取进入监管系统供应商行列，已经变成行业一个新的商机。”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6月2日，经济观察报得到民航局方面的消息称，成都福来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目前已作为第三家云平台供应商，仅批准其服务于四川省境内。
大疆也曾多次向监管部门推荐自己的安全监管技术，但这一举动并没有收到积极的回应。邵建伙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大疆作为无人机制造商，在空域监管中属于被管理者的角色，能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吗？
“禁飞”风波
2017年1月16日网络上出现的一段视频，让王帆慌了，视频内容疑似有人使用无人机近距离拍摄杭州萧山机场飞行中的客机。视频结束后画面跳出一张大疆无人机的照片，并写“视频拍摄使用MavicPro”（大疆一款无人机产品）。
“扰机”事件发生后，要不要站出来说话？这是身为大疆公关部负责人王帆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如果忍气吞声下去，会不会被可能到来的舆论淹死。
王帆立即报告了管理层，而大疆做出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改变公司的研发计划。对于无人机安全监管系统，大疆有一项始于2014年的长期研发计划，当下需要缩短到几日内出台。
命令一出，研发部门的同事开始连夜加班，完成了针对一项ADS-B接收机等载人飞机预警系统加紧开发。该系统对于正在接近的载人飞行器进行预警，会不断提醒和警告操控者。
另外，大疆自研的多边形禁飞策略需加紧完善，把全球有6800多个民用机场列入全球范围内的禁飞区系统。于是，该系统后台人员被安排了一项重要工作，即一个个地在谷歌地图上找机场，有时外界人士告诉他们，才得知一些标在地图的机场实际已经废弃并予以消除。
2月9日大疆的官网上挂出一篇《大疆创新对于国内无人机安全飞行技术的若干思考》，公布了大疆针对中国治理逻辑，所自研的一套监管方案，包括多边形禁飞策略、载人飞机预警系统以及手机号注册系统。谈到此，王帆仍在感慨“只要吃上无人机这碗饭，这个坑就得填”。
然而，临时出台的这套技术，却让大疆陷入两难境地。这套方案中有一项手机注册系统，需要用户登记个人信息，王帆称，中国市场占大疆全球占市场份额的20%，公司同时面对监管环境截然不同的国家，担心这套系统会引起国外用户对个人信息泄露问题的担忧，国内用户对这类担心相对较少。
监管商机
直到4月中旬开始成都双流机场连续发生无人机扰航事件，大疆这才开始猜测这是一种非正常行为，甚至不排除有人背后蓄意操作。大疆对外称，从公开信息来看，目击证词均指向固定翼机型飞行器，而大疆所有产品线都是多旋翼机型。
两种机型中前者依靠机翼产生升力，后者靠螺旋桨产生升力，这决定了两者的造价成本、起飞重量、飞行速度、高度以及悬停能力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固定翼无人机、航模早有人玩，但就那一两个机场接二连三地出事？这是2017年大疆最想知道的一个真相”，王帆称，4月25日公司决定发出针对成都无人机肇事者的悬赏令，花掉7位数的资金悬赏，盼着希望水落石出的一天早点到来。
2017年中国无人机产品市场并不平静，与之相对的，是无人机监管领域的暗流涌动。因为监管部门在安全管理技术上需要外包商来落实，正值政府为转变职能而将权利下放给社会，出现了积极踊跃的无人机监管系统提供者。这已经成为产业链上一个新的商机。
而大疆自2015年开始不断向监管部门沟通并推荐自己的安全监管技术。在2015年底，无人机监管会议也曾有一段密集期，监管层探讨关于无人机云系统在管理上的可行性，并随后公布对无人机云系统供应商的选定。
2015年12月9日，中国航空学会主办了一场遥控航空器系统安全管理平台和技术交流会。会上，大疆首次作为民营企业向成员介绍自研的安全监管系统，即遥控航空器安全管理服务系统。在功能上，相当于无人机云系统，另外推出类似功能云系统的，有中国AOPA（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推出的Ucloud,以及青岛云世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U-care。
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以及航空案第一律师张起淮曾告诉经济观察报，无人机云系统对安全监管有促进作用，但目前，无人机云系统的可行性、必要性及使用管理并未列入任何法条，仅能算作行业的一项技术改进。
大疆提供的这套系统耗时半年，设立了几十人的团队进行研制。出于当时大疆在国内已占据70%以上消费无人机市场，至今国内大疆飞机的保有量已达50万以上，一年的飞行量为1400万架次以上。“当时首次面对监管者展示的时候很有信心，监管部门在会上的反应也都不错”，大疆公司副总裁邵建伙告诉经济观察报。
但最后并没有答应使用大疆的这套系统，而大疆在会上没有得到监管部门的表态，后续也没有给出实质性下文。
当然在这个涉及到空域安全的方面，即使你在行业里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也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制定监管标准。
烦恼
就在当年的会议结束后不久，民航局就发布《轻小型无人机运行规定（试行）规定》文件，对无人机云系统提出了系列技术要求，指明无人机云提供商所需条件。
此后，去年3月起，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前后给Ucloud和U-care两家产品的供应商颁布了无人机云系统批准信。首个获批的Ucloud供应商是北京优云智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21日，而青岛云世纪公司在2014年3月4日成立。
2017年6月2日，经济观察报得到民航局方面的消息称，成都福来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目前已作为第三家云平台供应商，仅批准其服务于四川省境内。对于民航局对本次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供应商的选择，民航局回应经济观察报称，“开发单位是民航局信息中心，是中国民航局直属单位”。
王帆回忆称，眼下即便再希望把这套系统推荐给监管部门，决定权也并不在公司。而邵建伙认为，大疆作为无人机制造商，在空域监管中属于被管理者的角色，不能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如今对于实名制系统的开放，大疆希望承担技术开发者的角色，将系统公开给政府和同业厂商，但不会来运行系统，用户只有到民航局注册，而不应该到大疆这里来注册。
今年，大疆决定以另一种形式再度参与监管技术开发，找到北京智宇翔云公司进行技术合作，而该公司作为大疆多年来为数不多的合作伙伴之一，计划争取成为云系统供应商。
“目前，大疆全体公司人员最期待的，是成都无人机案件早日水落石出”，王帆认为，无人机行业监管仍属于初级阶段，短时期的政策密集出台，自然会带来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但成都无人机扰航这件事，无论是由警方还是由时间来证实，它都会让无人机行业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