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孙然
编辑 | 杨轩
2017年春节前，在河北农村的一处旧厂房里，一位教授和他的“团队”封闭研发出了一项雷达硬件技术——假如成功进入市场，其价格将仅为同类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
了解到此事的图聚智能CEO张杨和他的投资人表现得异常兴奋，“你想想，这市场得有多大啊？”但他不想透露更多细节——这毕竟是他们“掘地三尺”才获取的信息。
在中国，创业公司正急需更多新技术来取得新的客户和市场，这些技术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黑科技，它们偏向实用，却很难获得。来自国内高校乃至硅谷的前沿技术信息如此匮乏，以致它们只在一个小圈子范围内传递。
对图聚智能CEO张杨来说，他所亟需的技术，就是把雷达定位精度从1米，缩短到10厘米——对这家做室内定位的新三板公司来说，精度上的提升，意味着它市场能从目前的商场等场景，一下子扩展到在工厂车间、物流仓库、施工隧道这些工业化领域也能用，而后者的市场盘子他估算有一两百亿规模。
谁先获得一项对路的技术，谁就可能在市场上获得很大的竞争优势。
可由于前沿技术研发周期较长、风险较高，创业公司往往难于直接获取技术。华为这样的大公司，仅去年就申请了4906项专利，投入研发的经费达到764亿元，令创业公司难以望其项背。
投资圈也正为寻找技术项目上下求索。
以O2O为代表的模式创新风口谢幕、移动互联网红利期到顶后，整个投资圈也都在焦虑着还能投资点什么。据将门CTO沈强的观察，两年前重点看技术的投资人只有30%，现在90%都在看。
“我的案子一般都融不到B轮。”过去十年，北极光创投合伙人黄河投的大部分项目都是技术类的，融完早期后，很难找到接棒的，只能自己慢慢长。“以往其他投资人都说看不懂，可是去年下半年起，大家开始拼命抢，接得可快了。”
2016年，黄河跟的四个项目都顺利融到了B轮。就连冷僻艰深的航空航天领域，最近6家风投为了一个项目快“打破头了”，估值被抬升了100%。投资圈的人开始把黄河当作技术专家频繁取经，“一个月怎么也得十来波，原来没什么人搭理我。”他半开玩笑说。
技术能从哪里找来？能怎么合作？无论对创业公司，还是对投资人来说，如果能突破这些难题，就可能抓住一个爆发点。
技术从哪里来？
2016年，对中国的技术创业来说，可能是一轮萌芽期的开始。
这个触发点，始于去年国务院出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其中最关键的条款是，将对研发和成果转化作出主要贡献人员的奖励份额，从此前的20%提高到不低于奖励总额的50%。
随之，一些心态开放的大学，陆续推出了鼓励技术成果转化的政策。
比如清华，个别院系已经从过去知识产权归校方所有，变为“教授和创业团队占70%股权；学校占15%；系里占15%”。
上海交通大学则成立了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并试点知识产权增资方案。学校科研团队的技术成果转化中，学校会占有5%到35%的知识产权股份。
学校的转变至关重要。
美国当年，大量技术也曾牢牢控制在高校和大公司手中，有实力的大公司通过买断教授和高校实验室的方式获取专利，比如贝尔和西门子。
直到1980年美国颁发了《拜杜法案》，“它直接引爆了美国各个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浪潮。”在硅谷一直从事技术投资的王煜全如是认为。这个法案规范了高校、教授和市场上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让创业公司获取前沿技术的成本大大降低，几乎与大公司站在一个起跑线上。
在技术创业领域，学术界已经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技术来源。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在两家AI领域的明星公司商汤科技和Linkface，都扮演着幕后老板的角色。业内人士称，汤晓鸥资助了商汤的创业，同时他的实验室为Linkface提供了核心技术，这家创业公司的两位创始人都曾是汤的学生。去年商汤科技的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金。
启迪创投董事总经理吴勇，忽然成了热门人物，也与此关系密切。
在投资行业，他看的都是偏冷僻的领域——医疗健康、环保新能源、高端制造和人工智能早期项目——回报周期不短，多在五至八年，赚大钱的项目甚至都在八年以上。“投资一行原本不看好我们这类，因为技术项目成长缓慢。”但今年，出现有不少人想托吴勇的关系，入股他看的早期案子。
之所看了这么多技术类项目，与其学界背景关系密切：启迪创投的前身，是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和技术资产经营公司，属于清华大学的产业体系。
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清华这样的学校，原本早已经被孵化器、科技和创业公司团团环绕住了。但理顺知识产权和利益分配机制，意味着高校的技术供给，可能闸会开得更大。
“过去的科技成果属于学校，不属于个人。教授没有积极性去做转化，更何况创业那么辛苦，失败率也高。”启迪创投的吴勇评价说。过去，中国每年拨发的科研经费是很多，但绝大部分都打了水漂，最后形成一个论文，获得一个国家奖，到就此为止了。
体制的局限性，导致此前十几年间，高校的技术成果转化是个混沌的领域，有的教授绕开学校以自己或家人的名义成立公司。做不大则已，一旦上市往往会因知识产权与校方发生纠缠。这种风险正犯了机构投资人的忌讳。学校要求控股的案子，也令投资人担忧。
吴勇还曾经吃过一类教授的苦头。启迪曾经投了个高校项目，产品不够成熟，还需要大量研究工作，但教授却忙着申请国家项目和各种工作，学生不掌握核心技术，而产品经理和技术人员又都是教授推荐的，投资人难以换人或管理。这家公司最后陷入了停滞。“把钱烧完了，可能就不行了。”
但这个问题并非没法解决。“斯坦福很多教授将科研技术转化为成果，都是让学生做，而且成功率很高，比如三个学生，成一个就可以了。教授自己全力去做不一定能成。”在硅谷多年的吴军对36氪说。
尽管中国的高校环境与美国不同，但作为参考，在美国的《拜杜法案》出台后，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曾在极短的时间内，由1978年的5％，增长了十倍。围绕在斯坦福等院校周边的技术创业，缔造了如今硅谷的繁荣。
仅2016年上半年，上海交大就对外转让、许可了177项知识产权，合同金额达到4700多万元。这个数字未来应该更大。
不过这并不是一条坦途。清华的官网上长期滚动着几百个可供成果转化的研究项目，吴勇的任务，是在几百个项目里挑出个位数的“金子”：这些论文中绝大部分是奔着科研评奖去的，而吴勇要的，是能在三年左右商业化的项目。这中间还隔着鸿沟。
硅谷、大公司研究院和技术大牛
国内对技术渴求的热度，也传导到了硅谷。
博将资本硅谷管理合伙人Alex Ren，已经记不清自己在斯坦福旁边的咖啡馆撞见过多少位中国CEO，特别是做AI和机器人的，一年三分之一时间都泡在硅谷找人找技术。在硅谷核心地区圣克拉拉市的中关村硅谷创业中心，每隔两天就有中国投资人和创业者坐着大巴过来找人，找项目。
“他们利用各种人脉、校友推荐的，到处串斯坦福的活动找学生，抓住路上的华人工程师聊天。”Alex在硅谷见的中国CEO和投资人，比在国内见的多多了。
中国企业的技术饥渴，甚至在硅谷催生了一门生意。专门有一批中间商，把挖掘来的技术稍微一包装，加上国外元素，转手卖给国内企业。根据吴军观察的情况，这种需求增长很快，到2015年达到了高峰。
其中也不乏一批技术人才，决意回国自己创业。
真格基金投资管理副总裁刘元的观察是，海归创业四年前多集中在垂直电商和生活方式类项目，但随着信息不透明的消除，这批人相对本土创业者已没有明显优势。但硅谷依然是技术人才的金库，国内创业热了，技术创业者引来归国高峰期。
据36氪观察，最近五年，越来越多从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人才，选择回国创业。
2012年初，格灵深瞳CEO赵勇还在Google Research Team做图像识别，他刚在硅谷买了房，也隐约起了离开Google的念头，自己在家做实验，客厅里堆满了机器。
和他同期加入Google Research Team做语音识别的李志飞（后来创办了出门问问），带着怀孕的妻子去赵勇家看房子。了解了赵勇的念头，李志飞觉得自己也不能再待了。他是湖南人，急性子。五月份就拿出一款App的demo给赵勇看，八九月份他又来找赵勇，“搞个Party来送行一下我，我融到钱了，要走了。”他是那几年Google研究院第一个回国创业的。
“我心想我在家里实验室搞了这么久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他这么快就找人融资去了。”赵勇受了很大触动，来年1月就辞了职，1月27日他拎着箱子，出现在徐小平在国贸的家里。
左玥曾是微软首席开发经理，2014年创立灵雀云。刚回国时中关村创业大厦给回归人员提供免费工位，他和合伙人每天看着楼里匆忙的过着各种评审，过了就能进创业园，有免费工位。“大家都跟打鸡血似的，对创业这事本身的享受比成就要大。”
李志飞、赵勇、左玥，是这一波技术创业潮中较早回来的人，对于生性“不安分”的技术人，剧烈变动中的中国，庞大的技术需求与应用场景比硅谷大公司的“金笼子”更有吸引力。
不过，更多时候，“科学家创业”是个伪命题——从市场实际情况来看，教授乃至大公司研发人员们亲自出来创业的成功率并不高。
“AI科学家往往都是超级宅男，自己宅在房间里面，整天做实验，突然你把他丢到一个残酷野蛮可怕的商业世界里，他自己创业成功率不是很高。”创新工场已经押注在人工智能上。李开复深知，AI技术创业的核心在于有科学家，但又不仅如此。
所以，创新工场为科学家创业做了个孵化器性质的AI工程院。找工程师、看商业方向、找融资，甚至卖产品，包圆式服务。
投资人通过各种可能的路径，挖掘潜藏在水下的技术大牛，数据算法竞赛平台也成了一个观测的前哨，获奖者炙手可热。
从2015年至今，银杏谷资本多次找到阿里云天池平台负责人王一婷，要求合作。“只要是你们推荐的参赛者来创业，我们立刻就投500万。”对方甚至提出要成立一家几千万的基金，专门用来投资天池参赛者。
摸清大公司CTO的动态、踏破高校研究机构的门槛，锁定优秀论文获奖者……投资人们的办法，跟创业者们的差别也并不大。
萌芽期？炒作期？
今年的技术项目都不便宜，估值攀升的速度令投资人吃惊。
“我们也看到了市场上一些优秀的创业项目，天使就达到了A轮的估值。特别是跟AI相关的创业者，敢于给自己标价，也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
将门联合创始人兼CTO沈强说。
往年吴勇做天使轮，通常几百万、上千万的规模，现在起步就是五千万。医疗器械和精准医疗，只要团队里有几位出身大机构的人，天使轮估值动辄上亿。“有的项目临床都没开始，什么都没有，就上亿。”
前不久他婉拒了个明星技术人的创业项目，拿了国家和投资人上千万、上亿元资金，做了四五年，一共才卖了二三十万产品，估值却高达十几个亿。谈判桌盘坐着好几位投资圈的大佬，有的当场拍板了。
“现在钱很多，动不动就是几十亿的基金，政府的钱更是不惧风险。我们做一个基金都是一两个亿元，人家出高价，你低价怎么进得去？”
去年下半年起，一位技术类投资人发觉投项目越来越难了。
大量热钱依然迫不及待要押上赌桌。中国政府在推动技术创业上意志坚决。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创业者，能获得更多来自政府的输血。
硅谷投资人吴军给36氪算过一笔账，全美国一年风险投资的金额在300亿至500亿美元，而中国，2016年仅武汉一个市，不惜发债为推动创投准备了1800亿元人民币（约261亿美元），快追上大洋对岸一个国家了。“这在国外不敢想象，所以很多在美国拿不到投资的项目，回国全拿着了。”
全国各地的产业园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清华等一些高校的教授，每天都收到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群发邮件，承诺提供启动基金、安家费甚至解决子女上学问题。
政府引导创业是中国特色，好处是行政命令的高效率令国外望尘莫及。美国的律师还在国会讨论政治时，中国的官员像工程师一样，把城市当成一家公司来运作，一声令下就可以全线铺设IT基础设施。所以吴军觉得中国无法、也没必要复制硅谷。
但如果行政引导出了偏差，效果也是灾难性的。就像此前的清洁能源产业和机器人产业，快速生长也快速死亡。
吴勇印象里，从十年前国家政策扶持太阳能开始，一大波企业横空出世，竞争激烈。后来太阳能发电成本、发电板等元器件、光伏电站的成本都降下来了。但是建的太多了，国家补贴跟不上，从去年开始这些人日子很难过。“这是国家的进步，但是也浪费了很多钱，很多投资人都完蛋了。”
前两年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论调正盛，各地大兴土木办机器人产业园。2016年年初，黄河路过重庆，看到动辄上百亩、上千亩的园区里只有三四家挂牌公司，“空荡荡的厂房，荒的不得了。有的拿了政府的优惠政策，把公司一注册就跑了。”
全民创业里总是夹杂着全民追风。风口上升时出来，能捞到一笔。等风停了，烧死一批创业者，烧死一批投资人，就是必然的结局。
而且，大批原本看商业模式创新的投资人，涌入技术领域后，遭遇了高门槛的拦截。看不懂的时候，投还是不投？
选择观望的终归是少数，更多投资人寄希望于在估值的快速上涨中套现一笔，只要跟上赛道的大潮，就有机会。但讽刺的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最后接盘的那个人。
早入场的人，见惯了侥幸心理落空的血腥场面。2010年前后，石墨烯的概念迷住了大把投资人。七年过去了，至今能量产三层以下高品质石墨烯的企业几乎没有，钱全部打了水漂。
所以对于常年看技术项目的投资人，突然腾升起来的热度往往未必是健康的信号。热钱涌入，意味着烧钱也不远了，投机的、搅局的、荒诞的to VC的项目都会进来。每一波浪潮，VC圈的盲从都会催生出泡沫，黄河甚至觉得，再有一年，技术创业的泡沫就到顶峰了。
所以吴勇、黄河和沈强，更乐意不去追逐所谓的风口走，投那些不只是有技术门槛，而且能够快速应用到市场验证价值中的技术。
虽然技术创业成了块大招牌，成日被创投圈晃来晃去，但真分到热钱的还是AI这样的细分“风口”。技术领域包罗万象的环保、新材料、物联网、工业自动化等等，今年并引起额外的关注。
“其实大量的钱，并不是风口企业去挣到的。”
沈强今年继续押注在物联网，他告诉36氪，因为整个生态过于分散，物联网一直不温不火，但它在未来五至十年具有长期价值，对制造、医疗、商业等行业都在进行改造，是涌动的暗流，他也不希望那么多人去炒。
或许每一轮创业大潮，都不避免地伴随着激进和混乱，但最终沉淀下来的少数公司，会成为下一个十年里，成为中国创新和经济的中流砥柱。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技术？
市场上不乏文章开头提到的、张扬这样的创业者，试图通过技术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在他的客户——传统公司那一侧，由于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转型中的中国市场，也正对技术陷入前所未有的饥渴。
去年美的集团不惜以88亿元，收购了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的部分股份——2015年上半年，美的集团人力资本的投入已超过净利润的2／3，这还是员工大幅减少近一半后的人力成本支出。美的董事长方洪波说，珠三角人力成本持续攀升，机器换人浪潮正在袭来。
然而，本土机器人公司的核心元器件依赖进口，产品价格高昂，打不开市常
看似风光的手机厂商，被价格战拖入低毛利的泥潭，又被美国芯片供应商扼住了喉咙。3月份，中兴不得不向美国政府屈服，支付8.9亿美金罚款。去年底，魅族一番挣扎过后，也选择了与高通和解。
包括小米、华为在内的厂商试图打破桎梏。2月28日小米发布了自研芯片“澎湃S1”。这只是一场自救的开始。“手机芯片，几乎是集成度最高的元器件，超过10亿个晶体管，10亿元投入起步，10年出结果。”雷军说。
包括BAT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大公司，也已经走到了需要靠技术去提升效率的阶段。
3月中旬，阿里巴巴启动了“NASA”计划，这是一支专攻前沿技术的独立研发团队。围绕机器学习、芯片、IoT、操作系统，NASA会汇集2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马云的原话是，“以前我们是技术跟着业务走，是兵工厂模式，以后是导弹模式，新经济需要建立在全新的技术体系上。”
再往上一个台阶，中国的大公司、小公司都需要技术。
但值得思考的是，商业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创业？
黄河习惯性地把技术分类为“science”和“technology”。前者近乎于令人兴奋的颠覆性下一代技术，而作为投资人，黄河要的是后者，能在三年内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根据他的经验，实验室出来的science型技术，投入大规模生产的周期往往在十年以上，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案例不是成本太高，就是工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或很难获得商业收入。
“尽管有的技术很牛，但这意味着大量烧钱，所以基本上都是国家在支持这样的应用。我们资本是要寻求回报的。”
工业界对科学家创业，也保持观望态度。来自商业人士的质疑是，学术界与工业界存在天然的思维差异。学术人总想做出一项震惊世人的前沿技术，而不是从产品需求端去反推技术，这最令投资人头疼。
黄河认为，技术类创业中很多人的误区都在于技术至上。
“搞工科的人，思维都是老子技术天下第一。但技术好只是手段，不是技术创业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无法与商业融合，就不值得投。”
投资人最大的噩梦，是技术类创业者无法估算市场化的困难和周期，掉进大坑里不断烧钱。
2010年，他给一家做PECVD（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的台湾团队投了200万，技术很牛，全世界只有两三家公司能做。最终这个项目惨烈收场，创始人过于技术思维，产品的定位和设计都没跟上外部变化，东西出来时，市场早变了。
工业界更关心的是，技术究竟有没有市场，毕竟大量的科学成果是摸索性的，距离产业化还有七八年距离的项目，令他们避之不及。
相比之下，一些不那么“性感”的技术创业，却更有“钱”景，比如工业自动化、新材料。 在人们将目光集中在人工智能这类风口级技术的同时，工业机器人等等大量能立刻提升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降低成本的技术，显现出巨大而真实的需求。
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资本热烈追逐的AI技术上稍稍移开，技术推动中国的商业和工业进步是个宏大而宽广的话题。但不管对于中国的商业社会，还是创业本身，都需要一个更低成本获取前沿技术的有效渠道。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如印度、东亚等大部分国家，都没能直接采用西方先进技术提高自身生产效率，“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工资太低了，而西方技术太昂贵。”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C.艾伦在他的著作中如是总结。但日本是个例外。在工业大革命时期，它引入西方技术并根据本土市场做了仿制和改进，大大降低了应用成本。日本工业的腾飞有目共睹。
这对中国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