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互联网界最为炙手可热的关键词。11月16日在浙江乌镇开幕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多位业界领袖提出了大致相近的判断，移动互联时代已经结束，人工智能（智能互联）时代已经到来。“互联网+”时代向“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变进程，正在产业资本的推动下加速展开。
英国著名科学家霍金此前曾指出，人工智能的成功创造，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事件。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长足发展的基础上，人工智能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深度学习、超级计算机等等相互关联的诸多方面互相推动、协同发展，正在引发产业界、经济界乃至全球性的变革。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产业规模将超过万亿。能否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当前企业竞争与国家竞争的一个重大议题。
2016年10月12日，美国白宫发布《人工智能指导性研究报告》及《人工智能研发国家战略计划》。美国提出了七大战略，主要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促进人工智能研发的发展，包括长期的项目研究投资；二是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给人类社会及社会治理带来的全方位挑战，包括失业率攀升等社会问题，以及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控制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发展不同于一般产业的地方在于，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溢出效应，例如，人工智能推广可能带来失业率的上升，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也是前所未见的。美国政府的规划近来引发的一个主要争论是，如何评估人工智能研究的“奇点”时刻，即计算机达到足以控制人类世界的技术水平的时刻。特斯拉汽车及SpaceX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认为，世界上对人类存亡的最大威胁可能是一个不合理的智能机器人的出现，要防止人工智能被错误使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人工智能，避免有任何个人或者少数派独霸人工智能的强大威力。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国家投入充当投资多元化的重要一极，避免人工智能产业出现少数大公司垄断的局面，是国家和政府介入与干预人工智能产业的主要理由。近来美国政府的探索与社会舆论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政府介入人工智能领域，无论是充当投资者，还是充当监督者，都有利于避免人工智能为少数垄断企业所把持，为人工智能的多元价值提供实质基矗
此前近二十年间，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充满“草根”气息，并造就了多个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很大程度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结构。政府的综合性的产业规划《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在今年7月也已推出。不过，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局面已经与上世纪末大不相同，不仅一些世界级互联网公司不同程度地占据了优势地位，而且政府在经历了互联网经济浪潮之后，对产业变革更为敏感，有能力更自觉地介入和干预产业发展。可以在强调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之外，也鼓励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积极介入。
一些部委已经推出人工智能领域的短期规划。2016年5月， 为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制定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发改高技［2016］1078号）。这一方案是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重要探索。此前，2015年两会期间，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曾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的发言中建议，设立国家层面的“中国大脑”计划，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的跨越发展。
目前，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制定专门发展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人工智能发展对人类生活与社会结构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全面影响，内在包含了从产业到经济、社会的多层面内容，因此人工智能规划应当是系统性的，包括产业政策、产业监督政策与社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