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色列的投资故事，起点完全可以不在以色列的任何一座城市，而在中国的机常
9月22日凌晨1点，北京T2航站楼12号登机口前坐满了人。一个小时之后，海南航空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将从这里出发，登机口的工作人员开始提醒，由于本航班满员，部分手提行李可能会被要求寄存。
“胡总，你谈谈最近在看的项目吧。”
“老何，最近我手头有几个看好的公司，想把他们收一下。”
“其实投资，重点还是看政府啊，一有扶持就好办很多了。”
随便找一个位子坐下，都仿佛置身于一个商务会议室。因为时值中以投资峰会开幕在即，往返中以的航班上，大部分是政府招商团队、企业家、投资客、PE/VC等，他们讨论的话题，清一色关于在以色列的募资、投资、收购等。
这些人在言谈中透露出，他们不是第一次前往以色列，“你都不知道，那里的菜啊，别说一周，3天都不行，我带了一大袋泡面。”“老郑给我们一人分了一瓶二锅头，还有榨菜。”
以色列，这个在历史上被贴着战乱、硝烟、冲突标签的国度，正以强大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到来。
以色列旅游局相关人士告诉《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近两年，前往以色列旅游、考察的人次呈爆炸式增长，据以色列国家旅游部的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赴以色列旅游人数为4.74万人次，与2014年相比增幅达43%，而2016年5月赴以色列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次比去年同期跃升了132%。
巴菲特曾说：“如果你来中东是寻找石油，那么你可以忽略以色列，如果你是在寻找智慧，那么请聚焦于此。”
前往那片圣土的中国企业家，究竟想寻找什么?
寻觅颠覆技术
从耶路撒冷一路驱车到特拉维夫，相距不到100公里的两座城市，横跨了将近3000年的历史，前者镌刻着宗教和传统的烙印，散发着浓重历史古都的味道，随手触碰的一块石头就是千年前的遗迹。而后者截然相反，沿海的特拉维夫充满了大都市的气息，到处都在新建楼宇、地铁。
以色列的年轻人更喜欢在特拉维夫居住，这个只有107年历史的经济中心，现代而有活力。沿着特拉维夫的Givat HaAliya海滩行走，最大的感受是，以色列人对生活的热爱，即便以军在加沙地带展开护刃行动时，海滩上玩耍的人群也未见减少。对于这个国家的居民来说，随时可能面临战斗，在明天与意外到来之前，每一刻他们都希望是快乐的。
悲观与乐观两种完全矛盾的情绪在以色列人的体内和谐相处，也正是这种对于战争的警惕，以色列几乎所有领域的发展都有种浓重的“硝烟味”。在以色列国防军内部的Talpiot部门专注于科技创新，当时两位来自希伯来大学的科学家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提出了这个想法，目的就是提醒以色列要弥补国土面积孝人口少的弱点，必须在科技上占据绝对优势。
或许有人不知道，世界上第一台手机是在以色列开发的，如今每天的手机通讯中，不论是中国移动、联通还是其他通讯运营商，短信都是通过以色列依赛通讯先进的
XDSL宽带技术或其换代产品DCME和VOIP技术传送的，拷贝资料用的U盘、餐桌上的樱桃番茄也出自以色列的移动储存技术和育种技术，如今使用的胶囊胃镜的发明人是以色列导弹科学家葛瑞尔.爱登。
工业应用、农业技术、生命科学、移动互联网、金融科技、数据科学，除了宗教和战争，以色列人几乎是用生命在创造发明。
以色列不到800万的人口，拥有3.8万名科学家，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半个珠三角，但它的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就业的百分之十，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十五，以及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于研发经费占GDP的百分之四点二，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都名列世界前茅。
正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色列馆的主题宗旨一样——“创新，让生活更美好”，以色列人把创新当做一件认真的事在做，反复练习直至成功。
在今年DLD特拉维夫创新节的城市论坛上，年过花甲的市长罗恩.胡尔代上台致辞前先歌舞了一段，希望用幽默方式来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努力让这座城市成为以色列创新力量的聚集地。
“政府并不会直接投入资金，但我们的角色是帮助创业者获得更好的创业服务、优质的创业环境。”胡尔代告诉记者，8年前他上任特拉维夫市长时，就希望通过大量众创空间、全市免费WIFI覆盖等基础设施、财税优惠以及开放政府资源，为那些刚进入社会、羽翼尚未丰满的人才打造良好的创业生态环境。
特拉维夫市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特拉维夫拥有加速器、众创空间84个，超过伦敦的65个、巴黎的48个、柏林的24个。在特拉维夫，平均290位居民中就有一个在创业。这个面积只有52平方公里的城市里聚集了约1450家初创企业，是世界上人均初创公司数量最高的城市。
在特拉维夫最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大道上，有来自中国、日本的孵化器与加速器。今年4月，来自中国的孵化器运营管理和科技创业动态成长的机构太库，在特拉维夫成立了的以色列中国创新中心。与国内的孵化器相比，以色列当地的孵化器更简单，更迷你一些，一栋不大的4层楼里，入驻了数十家创业企业。
“太库专注服务人工智能与大健康领域，前者是美国为领头羊，而后者则是以色列为首。”太库的以色列总经理郑小星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同时期的企业，需要的资源不尽相同，初期的是基础建设扶持，中期的是资金对接，成熟期企业则是对于打包市场资源的渴望，“以往以色列对市场的选择更偏向于美国、欧洲，90%的资金与资源都来自这两个区域。但现在这个比例在降低，中国的力量在显现。”
如何进入投资圈，中国创投的操作偏好是什么?如何吸引中国的投资人?以色列的技术如何嫁接中国市场?这些对以色列创业者完全陌生的问题，都是太库不断教育这个异国市场的内容。“中美两国的信息对称程度远远高于中以之间，而且以色列当地政府对于创业项目的介入也更多，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历史使得中以之间的来往还处于非常早期的教育阶段。”郑小星说。
世界级的技术发明，却身处一个方兴未艾的投融资环境中，自然吸引了大量淘金客。
睿康投资的管理合伙人沙伟是今年赴以色列考察的投资人之一，她所在的基金专注于大健康领域，在此次以色列之行中，她接触了5家医疗技术方面的创业企业。
“以色列的团队擅长从一些切口很小的问题入手，比如一个团队专门针对手术输液的问题设计了一款自动输液装置，医护人员可以不用一直关注患者的输液情况。”她惊讶于以色列团队的细致。
“很多创始人都曾是那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在以色列有一个很平等的氛围，能够帮助不同职业、层级的人交流。在中国很难约见一个陌生的名医，但在以色列却很容易，这个国家的很多发明与技术，就是这样切磋、沟通出来的，打中真实痛点，弥补现有市场的不足。”沙伟坦言，虽然目前她还没有明确的投资标的，但从以色列初创企业当前的估值来看，相比硅谷与中国是很理想的，“或许以后价格被炒贵了，我还会去看看别的地方。”
东软集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也特地来到特拉维夫参加第二届中以投资峰会，并宣布与以色列-中国私募股权公司英飞尼迪集团联合成立一只规模2.5亿美元的投资基金，用于扶持想在中国运营的以色列医疗器械公司。刘积仁透露，在以色列的每一天，他都安排了近10家技术型企业来沟通，涉及健康管理、医疗器械等领域。
“中以的文化差异很大，以色列的B2C领域做得并不好，需要中国的企业与合作伙伴加入一起做好。”英飞尼迪投资基金创始人高哲铭是此次会议的主席，在他看来，双方的合作需要从政府开始向下辐射，更多的需要以色列来适应中国市常
沿袭欧美巨头套路
在以色列有一条6号公路，这条建国后才修葺的道路，走向与3000年前的河流走向完全一致，从埃及到加沙再到死海。这种精巧又古今关照的设计，在以色列当地并不少见，可想而知，要和心思如此缜密的犹太人打交道，并不容易。
耀途控股创始合伙人白宗义，曾为英飞尼迪集团投资总监，主导了多次中以跨境投资与产业整合，和以色列人打了多年交道，他最大的感受之一是以色列人极强的谈判力与说服力，“他们几乎都受过严格的部队训练，但他们的军队又极度扁平，个人能力与发展几乎不受等级限制，抛开业务本身，单从团队角度考虑，听众很容易在交流中被感染到。”
在以色列当地，有人开玩笑形容，这个民族有一种通用语言叫做“钱”，可想而知牵扯到钱的交易，以色列人都会谨慎且坚持。因此，别看如今以色列的资本热潮如此汹涌，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是个VC匮乏的地区，即便科技领域成果频出。
那时候，大部分精于商业的流散犹太人从未在以色列进行过投资。对这群聪明的人来说，商业和慈善应该被完全独立对待，在以色列建国后，他们不计其数地将大笔物资、金钱馈赠给以色列，但却没有人愿意为其中的高新技术埋单。
要获得这样的民族信任，真诚的态度以及切实的利益，是交流法宝。
在中国创投圈，常会宣扬10分钟给Term Sheet(投资条款协议)，半小时拍板。但在以色列的资本决策，一定要避免冲动、草率，不确定会成为以后不信任的根源。
其实，国内不少投资机构把Term Sheet看做是保密协议，而不是一种后续的承诺，这种信息不对称、资金拖延甚至反悔而导致创业公司资金状况出现问题的例子并不少见。但在以色列，给出Term Sheet就意味着严肃的承诺。
一位曾经参与以色列项目投资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国内企业在一些条款上出尔反尔，尤其在估值与投资金额上有出入，其实已经影响到以色列对中国资本的印象。
而且相较于每年庞大的商务考察团而言，真正进行以色列项目投资的企业仍占少数，白宗义表示，其曾在一位以色列创业者的桌子上看到200、300份来自中国企业家的名片，但该创业者表示进行后期跟踪和投资的人却很少。
白宗义告诉记者，以色列本土的VC主要集中在天使轮以及A轮阶段，很少涉及中后期融资。一方面是因为科技类创新不像2C的消费类或者商业模式类创新，需要不断烧钱。而技术类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从技术研发到有产品样品，经过客户验证再进入下一代验证，几乎每一次获得一些里程碑式的成功后，才有可能吸引到资本，并给出相对理想的估值。”
与此前沙伟的感受相似，在白宗义参与的多项投资中，“泡沫也会有，代表着未来趋势的投资都可能会有泡沫，但在以色列还是可以用相对合理的估值，布局到与中国市场有协同效应的优秀企业。”
据白宗义的观察与统计，软件行业、通信、半导体行业是过去15年里以色列退出比例排名前三的行业，B轮后的投资方基本都有来自领先的产业资本，包括苹果、谷歌、英特尔、思科等世界级巨头。
很多不了解以色列的人会好奇，为什么世界500强中的大部分科技公司，都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并且成为全球研发倚重比例最高的部分，苹果iPhone8核心部件的研制，英特尔最核心的芯片研发，全都在以色列完成。这也和上述提到的创投环境有关。
“以色列的创新非常聚焦，多数创新者从事产业链上游细分行业的从0到1的科技创新，通常那些巨头会在B轮进入，参股后可能会根据项目进展，通过支付更高溢价实现收购，成为产业链上游的一部分。”正如白宗义所言，包括博通、微软、谷歌在内的国际巨头都在以色列有收购超过十家公司，并且均以上游产业为主。
这样入股、市场化、最后收购退出的发展路径很好理解，那些曾经在俄罗斯、欧洲等国控制着高精尖技术的犹太人，回国后带回了技术，做出了一些颠覆式的创新与技术革命。但以色列的市场小，产品要规模化很难，要是做2C产品，优势不大。因此，产业链上游优势相对明显，也引来巨头们频抛橄榄枝。现在很多行业巨头的研发中心，原本就是以色列的一家公司或者几家创业公司组合更名而成。
沿袭这些欧美巨头的道路，中国企业也想在以色列分得一杯羹。
小心翼翼的中国资本
戈兰高地是以色列重要的军事要塞，一度成为以色列、黎巴嫩与叙利亚的必争之地，上山沿途有不少小贩，推车卖着椰枣、蜂蜜，看到亚洲人就喊着简单的中文“你好”。事实上，在去年，他们的问候方式还是“Chinese?Japanese?”
中国正成为以色列重要的海外市常在特拉维夫，中文的兼职翻译价格已经达到300-400美元/时。
普通的以色列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大都来自几起收购案：
2010年，中国化工集团14.4亿美元收购以色列Adama(原马克西姆.阿甘)公司，2014年光明乳业以估值150亿人民币收购以色列乳业公司Tnuva，复星集团收购以色列化妆品公司AHAVA，巨人香港、云峰基金等中国投资人组成的财团以44亿美元现金收购专注休闲社交手机游戏业务的以色列公司Playtika。海航等大型投资集团也开始酝酿在以色列的投资，目标或在酒店或者高科技行业。
“中国企业都好有钱，每次来都上千万、好几亿这么买。”以色列当地一位导游向记者感叹，在他带领的中国企业访问团中，谈水利、新能源技术收购的不在少数。
有钱，是大部分以色列人对于中国的第一印象，但对于中国资本来说，投资逻辑、管理水平以及契约精神，是在中资走向以色列的过程中最需要改善的部分。
每年耀途资本会组织众多中国企业对以色列特定产业进行深度考察，其中不少还是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只不过要促成交易，好事多磨。
一方面，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家来说，以色列还是一个相对遥远、陌生的国度，横跨6个时区，不论时差、文化、语言都成为障碍，每一次见面洽谈，项目的实地考察，又都是成本。
另一方面，如果对比美国硅谷与以色列的创新创业环境，由于背靠美国强大的市场容量，不论商业模式颠覆与科技创新都游刃有余，而以色列以纯技术创新为主，对于投资者本身的要求很高，需要对行业趋势有基本判断，对技术有相对深刻的理解，而且投后管理很容易水土不服。因此，包括中国平安、阿里巴巴、百度在内的中国企业在直接投资标的的同时，也化身LP，采用基金投资的方式主导在以色列的产业布局。
根据以色列风险投资研究中心IVC提供的数据，中国投资者赴以色列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成交的单数并没有太多增长，相信中国投资者在未来几个月将持较为谨慎的投资态度。
但同时，中国对于以色列基金的投资依然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2016年，中国在以色列VC基金的投资量将增长18%至10亿美元。这一数据的背后，是以色列创投界首屈一指的基金，一半左右都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投资。
“我们主要看的方向是B2B企业级服务、物联网以及消费升级，只投那些从0到1的技术驱动型公司。”白宗义告诉记者，项目数量不会太多，“对于以色列的项目来说，除了资金，更在乎的是背后能够给到的资源。一般接触过的项目，不论我的公司是否投资，如果有需要，我都会将国内的市场资源开放给他们接触。”
在白宗义操作的案例中，也曾有与其他基金竞争同一个项目的情况，但谁能够为这些技术找到合适的市场落地，并且打通渠道，就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目前，耀途资本已经在企业级服务、AR、物联网以及智能硬件上布局，但白宗义也坦言，来自中国的产业资本，在以色列的兼并收购更多还是侧重于传统行业中的规模型企业。“如果论对以色列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中国的企业还有欠缺，另外，中国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收购标的的财务指标有严格的监管要求，这对于单纯技术型的创新公司来说，在早期阶段进行收购是不太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