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在知识付费时代找到一条体面的商业路径来反哺科学传播，饶毅说他很愿意配合。
9月27日晚，在北大实验室做直播，饶毅笑眯眯地讲起，一个基因变化能让果蝇白天嗜睡晚上贪玩，决定小鼠想跟谁交配，让幼猴没那么爱它的母亲……陶醉于“好玩”研究中的饶毅，像个活泼的半老顽童。
饶毅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神经生物学家、北大讲席教授，并曾任该校生命科学院院长。自2007年回国受聘后，他常因直言受到特别关注。
“科学不是用来考试的，科学比考试有趣多了”，面对3万多网友，饶毅语速极快。他的口头禅是“好玩”，另一个高频词是“有意义”。两个词就像直角坐标系的横纵轴，多少能勾勒出其行为轨迹。
归国后的一系列见闻，推着他将科学启蒙视为己任，希望科学能浸润到中国文化层面。当同行们埋头于实验室和文献堆，饶毅拉着好友鲁白、谢宇两名学者，创办微信公号《知识分子》，要做科学教育平台。
三位科学家注册公司，还拉来外部投资。但《知识分子》似乎不想站上风口，或当独角兽。当然，如果能在知识付费时代找到一条体面的商业路径来反哺科学传播，饶毅说他很愿意配合。
比对去年的集体出走事件，或许可以证明：科学家与商业世界，亦有和谐共处之道。
布道者的黑板报
《知识分子》的商业模式或创业动力是什么？饶毅不太愿意去探讨这个话题，因为《知识分子》对于他来说不是一次内容创业，而是一个社会实践。
纪中展是《知识分子》CEO。第一次同饶毅、鲁白、谢宇三人见面，他就确信，三位科学家压根没有“内容创业”这个概念，更不会把做公号当创业。三人中，饶毅是北大讲座教授，鲁白是清华大学教授，谢宇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们凑一块儿，就想做点好玩儿又有意义的事——传播科学，共建智趣中国。
按分工，饶毅统筹内容，鲁白侧重运营，谢宇则负责对接国外学者及社会学领域选题。
开始有点被动，甚至2014年夏天以前，饶毅的手机上都没有微信，是别人“硬”帮他装上去的。饶毅将微信公众号比作小学时代的黑板报儿。成年人没有黑板，又忍不住想分享，怎么办？干脆做公号，让科学家在自媒体平台上畅所欲言。
饶毅本人以言辞直率出名。他写过不少文章，抨击中国科研与教育体制，被网友称为“科学界鲁迅”，甚至有人评价，饶毅在当下体制里有点不合时宜。
比如2010年，饶毅与施一公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社论《中国的科研文化》，批评国内科研经费分配方式“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最轰轰烈烈的一次是在落选中科院院士后，他在博客里直接声明，“从2011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候选人”。
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说，“这样做才会比较有趣。何况我不参选，对有些人也许会有压力。”他不认同中国古语“夹着尾巴做人”，因为“夹着尾巴就不叫做人了”。倒是好友施一公替他辩白，说饶毅本意是希望大家能关注科学家的评价方式，“他不在意这个声明可能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他是无私无畏的。”
或许正是这种“无私”，促使他不只专注科研，还自觉投身科学传播。
《知识分子》于2015年9月上线。此前，饶毅曾主动找到真格基金徐小平，获得第一笔投资。纪中展记得在饭桌上闲聊，徐小平建议公号叫“教科文”，饶毅想叫“智识分子”，最后大家一合计，就叫“知识分子”了。
国人一度流行以教育程度定义“知识分子”，但在饶毅看来，人人可以是知识分子，无论他知之、好知还是乐知。鲁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精神价值的守护者，谢宇则将其定义为独立思考的个人。三人的观点加在一起，完整地诠释了《知识分子》。
在发刊词中，饶毅倡导，“经历了近现代坎坷的中国人，应该脱离对食物、配偶、住所之聚精会神的状态，恢复中国传统中对知识和智力的欣赏，享受全人类的知识传承和智力成果。”
这种情怀源自归国见闻。比如在国内，机场书店畅销书都是商业人物传记和成功学，鲜有科普作品；而在美国，书架上基本常年都有科学书籍的容身之所，比如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这种反差令他不解。
他说，中国文化缺乏对自然的好奇心和对真理的追求，知识往往被异化成考试工具。眼见电视上充斥尔虞我诈的古代宫斗剧和不切实际的抗日剧，饶毅忧心忡忡。科学正被飞速发展的社会转盘甩至边缘。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按抗日剧的路数，中国早就占领日本十几二十次了，不用血染正面战场，派几个间谍和特工去东京，搞得天下大乱，不就行了？“有这个工夫，不如看看科学。”
活脱脱一个布道者。
做人要有趣，做公号要好玩
饶毅是《知识分子》的内容灵魂。
纪中展的印象里，饶毅教授不会命令别人做事，也不背后评价或奚落别人。看到别人做事不好，他都是直接在朋友圈里留言或当面提意见。
最近一次，在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的13位课题组负责人实名公开表示无法重复韩春雨NgAgo基因编辑新技术的实验后，饶毅公开了他和中科院院士邵峰在今年9月联名致信河北科技大学校长的内容。
在信中，他们建议在进一步实验验证其正确与否之前，各方(包括河北科大)宜谨慎对待韩春雨及其研究成果，不宜给予过高或不必要的支持，“建议河北科技大学按照国际惯例成立由校内和校外相关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帮助建议委员会成员），认真仔细核实韩春雨的研究成果。”
主持《知识分子》工作时，饶毅是那种一天能在工作群里发近百条微信的主编。看到有启发的文章，他也丢进群里分享。业务讨论时，别人反驳或者自己起的标题被拿下，也不会生气。
之前，他为《知识分子》撰写了一篇颇为满意的文章，却被编辑部以不合时宜的理由，集体投票毙掉。“当时觉得不服气，过几天想想，暂时不发也是有道理的。”事后他心平气和。
作为三位主编之一，饶毅不太关心量化的数据，比如用户数和阅读量。虽然他爱开玩笑：全国13亿人，我们的订户还不到1亿，这就很奇怪。“如何让中国人不是为了考试而对科学感兴趣，对我们来说是下一阶段的挑战。照理说，哪怕只是大学生看看，一篇文章也不止几万的点击量。”
“《知识分子》上线时，我们没想（订阅数）高不高，（即使不高）我们也得做努力。就像知识方面的书籍发行本来就少，不写，就更没有了。”
创办一年，《知识分子》旨在“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并通过他们影响更多的人。目前，直接订阅用户50余万。《知识分子》的作者队伍、读者层次、文章质量，均为其潜在影响力加分。运营团队透露，用户中甚至有部长级别。
一年来，《知识分子》在转基因、屠呦呦获诺奖等热点议题中，均有不俗表现。当大众媒体还在发屠呦呦获奖的快讯时，《知识分子》已拿出长篇分析文章，单篇点击量80万次，而公号当时只有3万粉丝。最近一次，平台上关于当下中国该不该建大型对撞机的议题，已经由杨振宁、王贻芳等学界大牛的你来我往升级至全民讨论、传统媒体跟进。
有科学家在的场合，似乎总少了几分世俗。前段时间，有朋友透过纪中展约饶毅见面，饶毅让他们中午来学校办公室，一起用餐。
“人家还想着，大科学家邀请吃饭，待遇真不错。”陪同客人的纪中展回忆，当天上午11点半，他先带客人到饶毅办公室转了一圈，人家以为待会儿要去餐厅。没多久，就见几盒“真功夫”的盒饭送进来了。对方估计会比较晕吧。
以盒饭待客，纪中展见过不止一次。他还听说，饶毅背双肩包挤公交车也相当厉害。
研究生则“吐槽”，饶毅老师会在课上吹口哨，开会时还会搞小恶作剧，为的是观察人在被激怒状态下的反应。
好友施一公曾写文章感慨饶毅“童心未泯”：两家人到京郊度假，恰好有新人在度假村举行婚礼，很热闹。施一公与饶毅没聊几句，转身发现他已经在婚宴现场跟别人聊天去了。十几分钟后，饶毅急忙跑回来，脸上带着坏笑。他跟施一公坦白：“我自称是新娘的舅舅，开始还好，后来被新娘的家人识破了！”
还有2015年北大毕业典礼上，3分钟、500多字、响起9次掌声的创意致辞，也让他再次成为“网红”。这份致辞，如今就挂在饶毅办公室里，是喜好书法的友人写了送给他的。在致辞中，他要北大毕业生们做一个自己尊重的人。
知乎上有个帖子“你眼中的饶毅教授是什么样子的？”一名北大学生爆料：有次听饶毅做报告，他上来便说，“我做研究纯粹是为了给大家增加笑料”。
当有同学提问：在中国，以重大疾病为导向和以兴趣为导向的研究，哪一个更重要？饶毅吐槽：“在中国，研究是以文章为导向，跟你说的那俩不沾边。”
做人要有趣，做科学公号也要好玩。饶毅就曾给编辑部出题，从科研论文着手解读长寿。而谢宇教授则指导学生研究微信抢红包游戏，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用户抢到的金额可能并非随机分配，而与用户注册时间有一定关联。
绕不开的“一次别离”
《知识分子》也是科学家主动拥抱商业的一次尝试。它的注册人显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一栏，出现了饶毅的名字。纪中展解释，大家有一个共识，用商业形式运作，才能做最有效率的组织。
《知识分子》需要商业实践。但有一段不太愉快的往事，当事双方均不愿再谈及。
创办《知识分子》前，三位科学家曾任《赛先生》主编。当年帮饶毅手机装微信的，正是《赛先生》出品人张赋宇，两人相识于多年前。
2014年正是自媒体爆发时期，微信平台渗透率几近峰值，资本、传统媒体纷纷入常时任百人文化传媒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张赋宇找到饶毅，提出做一个与科学传播有关的微信公众号，邀请他做主编。
张赋宇直言，投钱做这个公号，既有情怀，又有商业嗅觉的敏感。他预感，传播壁垒被拆除后，好的内容总会找到市常
饶毅拉上了好友鲁白、谢宇，一起筹划他们的“黑板报儿”，并取名《赛先生》。此前，他们的言论阵营主要是博客。
2014年7月，三人首次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微信平台。凭借对一些科学事件的切入和报道，《赛先生》在科学界快速建立起了影响力。一名学生听说，饶毅经常为《赛先生》到处催稿，让各领域的学者来写科普文章。
《赛先生》介绍中显示，该公号为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但彼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账号主体显示信息则是张赋宇旗下的公司。
在接受《财经天下》周刊采访时，饶毅不太愿意提《赛先生》，而是用“第一个公号”来替代。他说，当时完全不懂自媒体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把博客搬到微信上，交由他人打理，就像此前在科学网开博客，自己写好文章，有人帮忙发布。
去年夏天，三位主编与出品人关系恶化。饶毅事后回忆，当时“稀里糊涂地去做，没有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但后来发现，我们卖力、无限投入，成了别人的雇工”。
2015年8月，三位科学家集体出走。网上还流传饶毅写给同事的内部邮件，指出出品人不受约束，用《赛先生》名义赚钱，做他们不同意的事情。双方在平台控制权问题上出现了矛盾。
此后出品人张赋宇发文回应，说没亏欠过三位科学家，《赛先生》的发展思路就是“以科学家的专业判断和媒体人的新闻敏感，做出一份好产品，然后用市场来驱动它”。双方不欢而散，此后再无联系。
三位学者离开后，编辑部原张赋宇招聘的大部分人都追随而去，加入《知识分子》。《赛先生》则改成主编轮值制，并重新组建团队，邀请文小刚、刘克峰、颜宁三位科学家任主编。
“即便是爱因斯坦，也要尊重产权。何况他们只是普通的科学家。”接受《财经天下》周刊记者采访时，张赋宇也不愿旧事重提，“我请他们做主编，没请他们做老板，《纽约时报》的主编也不敢说《纽约时报》是他的吧？”
他说，自己曾问过饶毅要不要股权，而饶毅的回答是，“我要你的股份，就是代表我的利益在说话，而不是代表科学在说话。”
在张赋宇看来，是三位科学家当时没意识到公号会做起来。做起来后，三人“狮子大开口”，“不仅要股权，还要整个赛先生的控制权”，所以彼此闹翻了。
能看出，一年后回顾那段不愉快的经历时，双方仍不在同一语境下。事后曾有媒体评论，《赛先生》“变脸”无关对错，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科普在走向社会或市场时，如何面对考验。
主编是旗帜，不是摇钱树
事实上，在内容与赚钱的抉择上，《知识分子》团队一直小心翼翼，在外界看来甚至还有点“傲娇”。
自成立之初，CEO纪中展就同三位主编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公号永远不做软文和广告。这意味着，他们将损失大笔收入。
“既然我们不把《知识分子》当内容创业，所有跟内容有关的钱，我们是不能赚的。” 每当向旁人解释做公号的“底线”时，纪中展会瞬间严肃起来。他认为，对于一个自媒体而言，如果从媒体途径盈利，中立客观性很难保障。
《知识分子》常会接到想要投放广告的留言，其中不乏金融、汽车、生物制药等领域的知名企业和媒介。纪中展称，头条广告位能卖到30万元，照此测算，通过广告途径，公号一年或将有上千万元收入，但运营团队一概不接。记者外出采访，也不能收车马费。
相比之下，身处学院内的饶毅倒显得更为变通，“我倒没觉得一定不能接广告，只是要正常做，要合适、合理。”
“他（纪中展）比我标准更高。”饶毅说。虽有此前不快经历，《知识分子》三位主编选聘CEO时，仍未明确过哪些原则不能触碰，全靠彼此间的信任。饶毅此后也不太过问运营的事。
加入《知识分子》前，纪中展曾任《创业家》副总裁。他认识太多投资公司，同时深知他们的套路。“他们太着急了。看到《知识分子》，首先想的不是科学家，而是‘摇钱树’。”但在纪中展这里，三位主编是旗帜，不是摇钱树，他们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
一种护卫“旗帜”的使命感升腾起来。《知识分子》甚至反过来，对投资方提要求：第一、认可科学的价值；第二、不会为了业绩，去要求平台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近半年来，纪中展拒过不少投资机构“谈一谈”的邀请。
纪中展跟很多投资人说：“千万别指望我们站在风口上，成为一个独角兽。”《知识分子》的目标是做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科学传播媒体，让科学走进每个人的生活。“当然，我们要让投资者有一定回报。如果它能有崇高的社会价值并且在商业上也很成功，那就更好了。”
既是商业组织，不能没有商业价值。刚确定合作时，饶毅、鲁白、谢宇就与纪中展讨论，如何使《知识分子》不仅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而且要有较大较快的发展？纪中展仅能说出哪些不能做，但能做什么、商业模式什么样，他坦言，当时自己的想法不是很清晰。
商业化似乎是科普媒体的两难命题。在很多人眼中，公益才是科普的注脚。一旦变现，或直白，或羞答答，多少有些“不是味儿”。
今年3月《知识分子》又融到一笔钱。团队得以通过资本支持，继续寻找其独特的运营和盈利方式。前半年，团队成员均在家办公，每星期大家在咖啡馆开一次周会。等第二笔融资到位， 40多人才搬到东四十四条胡同里的一栋僻静且极不起眼的两层小院。
今年，内容付费时代来了，《知识分子》的IP开发水到渠成。上个月，《知识分子》顺势推出付费产品“科学队长”。
没错，就是饶毅在实验室直播中自觉插入的“硬广”。
试金石，赚有尊严的钱
这是科学家与商业和谐共处的时刻。
据介绍，“科学队长”是国内首款面向低龄儿童的科学音频付费产品，也是一线科学家首次通过商业“产品”“发声”。
科普中国形象大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郑永春曾强调，科普最重要的对象是青少年，而科学家无疑是最佳传播者。而有项调查显示，有95%以上的中国青少年在大学以前，从未见过科学家，“又怎么能让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呢？”
科学家讲科普，优势即刻彰显。所以即便同《知识分子》用户群不一致，看似没有延续性，纪中展仍看好低龄儿童科学教育产品：首先可以利用平台科学家资源；其次，《知识分子》用户年龄大、学历高，很多人会为《知识分子》的品牌定位和影响力背书。
他们去找科学家谈，对方一听是《知识分子》旗下的产品，都很快就答应了。为了让科学家讲得生动、易懂，他们还请电台节目主持人帮忙做朗读培训。9月20日，第一期4档节目上线。
在《生物学家解读藏在动画片里的科学》节目中，浙江大学教授、80后生物学家王立铭，告诉孩子们《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到底有多懒、《海底总动员》里面的多莉为什么会失忆、《喜羊羊与灰太狼》里面的喜羊羊是山羊还是绵羊。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超级奶爸。他认为科学就存在于生活当中，而孩子们需要知道的是，要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发现万物背后的科学道理。
在另一档栏目里，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给孩子讲“宇宙奥秘”，收获不少小粉丝。
相比内容付费领域的通行价199元，“科学队长”定价不高，每档节目52期，定价99元／年。不少人曾问纪中展，为什么定价这么低？他说做过测算，按当地最低基本工资1700元计算， 99元的支出，对四五线城市的家庭而言可以承受。未来，他们还考虑免费向偏远贫困地区儿童提供该产品。
饶毅起初对这款产品并没有信心。在他印象中，中国家长愿意为子女教育做很多事情，但他们又很矛盾，往往偏向先去做对考试有用的部分。读书的功用性，一时难以扭转。
在当下中国，科学传播确实不是刚需，它比“学而思”等辅导班清冷许多。
根据中国科协发布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6.20%，而美国在2000年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已高达17%。
郑永春告诉《财经天下》周刊，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科学教育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在国外，既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美国人》、高质量的BBC纪录片、国家地理、探索频道等科普途径，也有“科学夏令营”等商业科普活动，而中国科普教育市场刚起步，社会有巨大的需求，但中小学对科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
郑永春认为，科普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但科普的公益性与商业化运营之间并不矛盾。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件件科学教育产品，科普就可以在满足受众对科学的需求中，找到切实可行的赢利模式。
但据他观察，目前青少年科普领域既缺优质产品，又缺高素质的科学传播者。一些先行者正在充当市场试金石，使公众意识到知识并非免费，而是要有人买单的。
比如“科学队长”，上线一周后，该产品订阅收入几十万元。这张成绩单，饶毅感觉还不错，毕竟团队最初提出这个想法时，他连“队长”是什么都不太清楚，也没想到这么多家长愿意为孩子学习科学知识而“买单”。
在那次直播间隙，他突然想起心理学知识也很有趣，然后兴致勃勃地向团队建议，下期要找心理学家给孩子们讲课。
当被问起是否认为当下是做科普的好时机，饶毅很谨慎：“我不知道。我希望是。我希望中国文化能进步，机场畅销书每年哪怕有一本跟科学或学术相关的，儿童除了看两只鸡狗打架的动画片，也有更好玩的事情可看。《知识分子》希望让中国文化品位更有提高。”
一位资深科学媒体人分析，中国家长为培养孩子不惜花血本，但如何让用户掏钱并认可产品，变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还有待进一步努力。
当然，对《知识分子》而言，盈利不是迈入商业世界的终极目标。鲁白经常提醒纪中展创办《知识分子》的初衷，别为了商业而迷失，要赚钱有道，赚有尊严的钱。
起码，对得起“知识分子”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