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一般都是秩序消费者，只有甘心做傻瓜的人才能输出秩序。
学者｜刘仲敬
1853年4月12日，Shanghai Title-Deed保有人会议决定成立上海义勇军（shanghai volunteer army）。这支民兵大部分来自不动产承租人和商行职员，他们选举Captain Tronson为队长。同年9月7日，小刀会占领上海县衙Shanghai Title-Deed保有人会议宣布租界武装中立，很快就收获了中立政策的好处。大批难民涌入租界，极大地增加了租界的经济繁荣，但也改变了租界的人口结构。难民和民工的后裔最终实现了曼德拉式的喧宾夺主，将收容他们的原业主定义为少数统治者，就是从这次大迁移开始的。
部分业主已经预见到未来的危险，但大多数业主贪图房租地价暴涨的厚利。上海没有变成远东的朴茨茅斯、特拉维夫或盐湖城，自然有其道理。开明人士或自由主义者非常不适合充当共和之父，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他们 旺财不旺丁 的价值选择。聪明人一般都是秩序消费者，只有甘心做傻瓜的人才能输出秩序。民族的种子通常是宗教狂热分子或赔本种地的拓荒者，这些人都属于 旺丁不旺财 的族类。根据潘光旦的理论， 丁财两旺 根本不可能。冥冥之中，上帝自有其公正。朴茨茅斯和盐湖城过于偏僻，一开始就不是能搞物业升值的地方。特拉维夫其实是有条件做贝鲁特（近东巴黎）的，但锡安主义工人党提出： 只有劳动者都是犹太人，犹太国才能站稳脚跟。 如果他们贪图当时仍然廉价而驯服的阿拉伯农民工，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Shanghai Title-Deed保有人的法人团体 道路码头委员会 以提升物业的价值为宗旨，其预算不足以支付共同防卫的开支。1854年7月11日，保有人会议决定成立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7月17日，工部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defence committee）。1862年，国防委员会提议华洋各界合并为free city。自由市的议会由华洋全体业主和纳税人组成的大选举团选出，产生有能力保护地方安全的强大政府。自由市计划没有任何新奇之处，英国人在北美和印度的法人团体都是这样演变的。或者不如说，五港联盟、汉萨同盟和中世纪的法人团体都是这样产生的。东印度公司的民兵打败比哈尔总督以后，就像莫卧儿皇帝一样接受印度各君侯的保护费。弗吉尼亚的民兵在华盛顿上校领导下打败印第安人以后，就在华盛顿将军的领导下赶走了大英皇军。大清皇帝的抵抗能力，并不比莫卧儿皇帝强多少。 东亚合众国 的弗吉尼亚奠基石之所以未能产生，主要是因为封建主义的自组织发源地已经开始衰弱。一百年以前，民族国家还是闻所未闻的事物。英格兰国王无权干涉马萨诸塞公司、哈德逊湾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正如他无权干涉伦敦市的特许权。领事只是商团选举产生的代理人，公司和自治市镇只对业主负责。
民族国家产生以后，一切都变了。国家的管理不再通过中间自治团体，而是直接及于个人。近代个人权利的申张，至少部分源于国家保护能力的强化和法团约束能力的弱化。亚国家的自治团体，一向都是自组织生成的主要苗圃。欧洲征服世界，正是其自组织资源丰厚的反映。毛毛虫多，蝴蝶才多。子宫好，婴儿才好。民族国家兴起，有利于官僚组织替代自治法团的保护功能。从此以后，自治法团的活动范围缩减到经济领域。于是，自治法团最常见的译法就由 市镇 变成了 公司 。官僚组织扩张和自治法团退缩的中间过渡状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资本主义 或 自由市场经济 。 保持现状 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 不进则退 才是演化体系最常见的现象。官僚组织的进一步扩张和自治法团的进一步退缩，就造成了我们所说的 社会主义 或 中央计划经济 。列宁和墨索里尼为什么对组织国家的胜利信心满满，韦伯和斯宾格勒为什么对文明的前提忧心忡忡，如果忽略了长期历史演化的背景，都是无法理解的。
林则徐的时代和李鸿章的时代虽然相去不远，但交涉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同一个欧洲。英国公使布莱斯坚决反对 强迫沪上华人纳税供给地方开支，除非清国政府支持。 Couling的《上海史》评论说，公使大人的口吻简直像学校老师教育愚笨的孩子。显然，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显然还不习惯官僚作风，等到工党执政以后，他们才会懂得为自己优秀的排队能力而自豪。亨利二世、理查德一世和约翰王不断颁发的特许状，构成了《大宪章》和模范国会的基矗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时代，这样的特许状仍然不难取得。1832年《国会改革法》和1835年《地方自治法》通过以后，特许状渐渐退出历史。原先的自治实体变得更加规范和稳固，新生的自治实体变得更加稀少和脆弱。欧洲文明开始步入理性和成熟的时代，开始厌恶毛毛虫的丑陋和婴儿的喧闹，越来越喜欢一尘不染的标本册和鸦雀无声的图书馆。摘果人越来越多，种树人越来越少。只有美洲的荒野，还保存了欧洲青年时代的生态。对宴飨的宾客而言，最辉煌的时刻就要来临。对挣扎的幼芽而言，最美好的光阴早已过去。对漂流的种子而言，最适当的季节还在未来。十九世纪中叶对工部局而言，已经太迟了；对摩门教徒而言，还来得及。
Jesus闻讯长叹，上海何其不幸！1863年3月31日，Shanghai Title-Deed保有人会议向公使提出抗议： 依照条约之严格文字察之，或曰不谬。然吾人就实论实，谨守条约之精神，则另有说也。清国当局干涉租界之举，不可不有所限制，关系本埠未来之安全与幸福者，实非等闲。 1864年，北京公使团会议否决了自由市计划。这次表态不是孤立或偶然的事件，而是远东条约体系日益稳固的一系列迹象的一部分。条约体系的主要目标就是保全摇摇欲坠的大清，降低列强交涉的复杂性。中世纪的各君侯、各邦国、各法团交涉网络比近代外交复杂得多，民族国家发挥了化繁就简的作用。当然从自组织的角度看，这样的趋势纯属退化。
1866年修正案将选举人资格从业主（owner of land）扩大到租金缴纳者，但难民（也就是大多数华人或今天所谓老上海人的祖先）仍然没有包括在内。1871年4月到1872年3月，华人所纳土地税（白银十八两）不及总额五百分之一（白银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二两）。业主权利和纳税资格构成英格兰宪制的根基，这方面的扭曲严重妨碍了租界代议制的发展。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工部局通过货物税、码头税和执照费规避了外交难题。间接税和土地税的宪法意义不同，隐含了难民－业主、顺民－主权者的政治对抗和阶级对抗结构。执照费以劳动权管制为基础，刺激了 劳工保护者 分利集团的成长。后来的帮会－黑社会－革命恐怖主义团体，都是在这样的环境内产生的。路径依赖在起点还容易扭转，时间越长就越难以改变。管理的先进弥补不了宪制根基的脆弱性，甚至给后者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工部局最初由七名董事组成。1865年以后，董事增加为九人。最初除国防委员会以外，尚有工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警备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电气委员会、乐队委员会等机构渐次设置。数十年的积累增加了委员会制度的复杂性。到1939年，这些机构已经行使了现代福利国家的许多职能。
纳税人会议表示满意，因为1938年的财政形势居然不如预计的恶劣，然而这一切只是回光返照，纳税人自主征税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汪兆铭政府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终将实现华洋两界合并的梦想，然而方式与十九世纪人的设想恰好相反。代议制在远东历时最久的实验，随着殖民主义的余波消失得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