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18日下午，2016年普利策奖获奖名单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公布。
今年是普利策奖创立一百周年。一个世纪以来，普利策奖一直是新闻业的标杆，与美国社会一同经历了战争硝烟、政治丑闻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从最初的新闻奖，普利策奖现在还设立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综合奖项，其影响力历久不衰。
《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
《华尔街日报》前资深记者罗伊·J.小哈里斯（Roy J. Harris Jr.）曾出版《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Pulitzer’s Gold），他以专业人士的角度，揭露获奖报道背后喜怒哀乐的故事，还原新闻工作者报道过程中的艰难细节。该书中文版曾由新华出版社。为纪念普利策奖创立100年，该书也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再版。普利策奖的魅力何在？百年来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澎湃新闻为此专访了罗伊·J.小哈里斯。
罗伊
“看门狗功能”让普利策青睐负面报道
澎湃新闻：普利策奖成立一百年来，它的评选标准是否发生变化？
罗伊：普利策奖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因为1916年那个时代与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候的报纸并非致力于公共服务。当时，约瑟夫·普利策推动媒体事业为公众服务的想法才刚刚起步。
一百年来，普利策奖发生了很多改变，但是判断新闻好坏、判断媒体是否为社会服务的原则没有变。
百年来，记者要为公众服务的动力大幅提高，这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普利策奖的鼓励。我的书描写了那些赢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旨在展示这些改变如何在媒体和美国社会中得以体现。
至于普利策奖的运作方式，百年来则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也主要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奖项分类上有改变，增加了摄影、评论以及各种各样的报道形式（本地报道、国内报道、国际报道、调查性报道、释义性新闻奖、特稿写作奖）来扩大获奖范围。同时，现在新闻的评选是由记者和编辑来定，以前是由白种男性编辑来定。
澎湃新闻：为什么负面报道和揭丑新闻始终是普利策奖的主流倾向？
罗伊：美国媒体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看门狗”，即记者们竭力寻找差错和那些需要改正的东西。社会总是有问题的，他们期待准确的信息和对于信息的平衡讨论。记者也认为告知公民信息是义务，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如果有污染情况，而领导人没有努力改善环境，媒体可以调查，指出政府的错误并帮助解释一些环境方面的科学问题。如果有犯罪——事实上美国很多地方都有——媒体可以找出来，曝光犯罪分子。
在美国，种族分歧一直是个大问题，媒体也一直在帮助不同的种族理解彼此，普利策奖曾授予这方面的新闻奖项。如果我们的法律不好，媒体可以曝光，帮助我们的选民代表进行改进。所以，没错，美国最好的新闻都聚焦负面内容。敲响警钟是媒体的主要工作。
同时，我要指出的是，普利策公众服务奖通常有非常积极、正能量的一面。当有可怕的风暴或者灾难时（不管是1930年代的黑色风暴事件， 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还是美国“9·11”事件），报纸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这是很重要、很积极的公众服务。
很多环境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如1941年《圣路易斯邮报》的报道对城市清洁烟雾缭绕的空气有所帮助，以及《皮卡尤恩时报》对墨西哥湾海洋污染的报道获得1997年普利策奖。总的来说，好的新闻常常是在纠正问题，同时会作出积极的贡献，如帮助整顿环境、解释医疗进步、庆祝积极的社会变化等。
普利策获奖新闻中有一个关于正能量的案例。《华盛顿邮报》记者金·魏嘉顿（Gene Weingarten）获得2008年普利策奖，他报道了美国小提琴家约夏·贝尔（Joshua Bell）在华盛顿地铁中演奏的新闻，这是很有意义的，告诉人们在匆忙的生活中可能会忽略美好的事物。因为这篇获奖报道，我至今都很关注地铁里的音乐家。
普利策奖扩增奖项对维持声誉有帮助
澎湃新闻：你的《记者与真相：普利策金奖的故事》一书揭示了很多新闻调查背后的故事，你是如何获得这些故事细节的？
罗伊：大多数信息是在和获奖记者及编辑聊天中获得的。我能找到仍然愿意讨论1937年获奖情况的记者。但是要覆盖100年间所有的获奖新闻，并解释普利策奖一个世纪以来的演变，我也要去读很多获奖新闻以及过去评论这些获奖新闻的文章。《编辑与出版人》（Editor and Publisher）杂志对我很有帮助。历年报道普利策奖获奖情况的报纸也很有用。同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以及保存了历年来普利策奖档案的图书馆也对我的写作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真正让我的书与众不同的是记者和编辑们告诉我的内容，以及普利策评选委员会对我说的普利策奖如何运作的内容。
澎湃新闻：你觉得普利策奖能历久不衰，维持百年信誉的关键在哪里？
罗伊：普利策奖组委会深知他们的声誉是积极的，也尽力去维护声誉。他们小心地挑选最优秀的新闻作品，在增加奖项数量的情况下不降低标准。普利策奖获得如此好声誉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普利策奖还设了文学类和艺术类奖项。伟大的作家、戏剧家和音乐家也可以获普利策奖，这让关注普利策奖的人群范围扩大了。
一个世纪以前，约瑟夫·普利策曾说：“我们的共和国与它的新闻业将同呼吸共命运。一个有能力的、无私的、热心公益的新闻业，能凭借其专业技能判断对错，并有勇气来做正确的事，可以保存公共美德……与此同时，一个只会冷嘲热讽、唯利是图、蛊惑人心的新闻业也会生产同它一样低俗的公众。塑造共和国明天的能力掌握在未来的新闻工作者手中。”这一原则一直指引着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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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不可能获普利策奖
澎湃新闻：近年来，普利策奖出现多次奖项空缺，特别是在考验文字水平的奖项上，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新闻工作者的写作水平出现下降？
罗伊：我觉得不是这样。只是有时候评委们不知道该选哪部作品，所以才空缺。过去也有空缺的情况，如1918年、1920年、1925年和1930年的公众服务奖。所以这一现象并不是近年来的情况。
澎湃新闻：一些互联网媒体公司已经开始使用“自动写作技术”来生成新闻内容，特别是体育新闻。有专家称人工智能将来可能会获普利策奖，你觉得呢？
罗伊：我不同意，普利策奖只颁给记者，所以人工智能不可能获奖。书写和报道新闻的记者才是普利策奖关注的重点。
澎湃新闻：随着纸媒的衰落和网络媒体的兴起，你觉得未来普利策奖会是网络媒体的天下吗？
罗伊：近年来，普利策奖已经开始重视网络新闻。有时候，这些新闻是由报纸记者撰写，但是文章同时也发在网络上。的确，互联网越来越受到普利策奖的关注。2014年，《卫报》网站获得了普利策公众服务奖，因其揭露了政府监控美国公民的丑闻。一个叫“内部气候新闻”（InsideClimate News）的小网站也在2013年获普利策奖，他们报道了输油管道泄漏事件。将来，普利策奖将越来越重视网络媒体。我相信，今年就会体现这一趋势。
澎湃新闻：你会在每年普利策奖揭晓前作预测吗？
罗伊：不会，因为评选过程都是保密的。每年我会写一篇文章，列举出当年获得其他奖项的新闻作品。但是我的文章不是预测，因为我无法预测，我不知道哪些入选了。
有些年份，一些公众服务奖的热门候选新闻会被人们热议，所以我可以猜一下，并且也很准确。例如2003年《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获奖，这篇文章报道了天主教会如何掩盖牧师们的儿童性虐待事件。这篇报道也是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