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无忧”线下第一家门店南湖店目前已蒙上“门面出租”的横幅，该门店隔壁就是一家银行网点，距离洪山区政府不过300米。 本报记者 王景烁/摄
武汉大学“十八栋”别墅群中的1号别墅是昔日武大天诚担保与融资创新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原本挂于门前的名牌日前已被摘掉。本报记者 王景烁/摄
本报记者 王景烁 刘星 实习生 江山
有过两年P2P理财经验、自认投资“很慎重”的王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2015年年底踩到“投融无忧”这颗暗雷——2015年11月，这家打着“国资担保”“100%本息保障”，拥有7家线下门店，还正在与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和一些县级政府开展合作的湖北P2P融资平台，突然就“兑付困难”了。
在“投融无忧”的一般投资者看来，“国资担保”、装修考究的线下门店和可以实地参观的药厂似乎就是靠谱儿的保证；对于能够看到部分财务数据的中层来说，虽然融来的钱远超项目额度，但老板在政界、学界的深厚人脉，甚至让他们在停发工资后，还觉得“公司绝对不会出事”。但最终，这家诸多光环加身的平台还是辜负了人们的信任。
武汉市洪山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曾以1000万元入股“投融无忧”平台担保方武汉市洪山天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山天诚”）。让投资者不能接受的是，事发之后，该中心称，政府部门派驻的董事离职后，政府就只对洪山天诚进行审计，对洪山天诚的运营和担保情况都不知情。
投资者在“投融无忧”的账目里找到了相当数量、涉及干部众多的送礼记录，并进行了举报，政府称相关事宜已有监察人员在调查。
涉及2000人、涉案金额大约两亿元的“投融无忧”并非个案，湖北同批倒下的“财富基石”“盛世财富”都有相当规模，并同样涉及“自融”等问题。据网贷之家数据，今年1月湖北省曝出9家问题平台。公安部门正在侦查此案，有关人员已被控制。
“国资担保”陨落
2015年11月15日之后，“投融无忧”的投资者先后看到了3份公告，公司表态从“鼓励广大投资人继续投资”，到“待公司重组完毕，将恢复正常营业，并正常兑付客户到期本息”，再到“整个体系，到20天前的11月18日，已经现金流枯竭，全线停摆！”
P2P，即个人对个人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接借贷，这种源于英美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在中国由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并触碰到“钱景无限”的金融行业且缺乏准入门槛，一度发展迅猛。第一网贷资料显示，2014年，在“互联网金融”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后，当年的P2P平台数量超过了2000家，成交额超过2013年的5倍。
运营“投融无忧”的武汉硕维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硕维”）就是在2014年10月24日成立的。这个在官网上自称“武汉互联网金融投资理财最好的P2P网贷平台”，以“国资担保”“100%本息保障”闻名。为其提供担保的，是洪山天诚。
表面上看，洪山天诚确实是一家拥有一定实力的国资背景担保公司，其前身系2004年成立的湖北天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天诚”）。据业内人士介绍，2009年前后，湖北天诚一度做到武汉民营担保的第一方阵，并曾先后被盛市经信委列为先进表彰单位。2009年，洪山区政府与湖北天诚合作，成立了洪山天诚，洪山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刘凌兼任公司董事。
洪山天诚的一份材料显示，洪山区政府成为战略投资者后，将区里每年6000多万元个人创业贷款指定由武汉洪山天成担保。截至2010年，洪山天诚和湖北天诚为金融机构担保额度授信总计12亿元，累计为企业、个人提供担保总额15亿元。
在P2P行业尚无门槛的年代，“国资担保”显然抓住了投资人理财的“痛点”。在“投融无忧”官网上，随处可见“国资担保公司3000万授信”“走近投融无忧国资担保P2P平台”“国资担保政府支持100%本息保障”字样。门店经理李植回忆，当时“很多人把别的公司担保的钱都拿到这里来了，他们说项目垮了人跑了，但是政府不会跑”。
“投融无忧”的线下门店也开始在武汉同步扩张。2014年11月前后，武汉硕维还只在金融街上拥有一个用于线上体验的门店，2015年开始，“投融无忧”先后在南湖、融科、百步亭、硚口、汉阳、青山等地开起了线下实体店。
地推与扩张同步展开。在一些超市，开始有工作人员发放宣传单页，公交车站和汉口三阳路的广告牌上也可以看到“投融无忧”的身影。
王丹就是冲着“国资担保”去的。此前，他曾买过“红岭创投”和“陆金所”等较大的P2P理财产品。在熟人介绍了“投融无忧”之后，他去总部考察了下，分别买了线上和线下的产品：“线下的6个月，年化利率13.6%，当时跟红岭和陆金所差不多。线上的高一些，18个点，但毕竟是新开的平台，一般新平台都会以此来吸引新客户嘛。”
然而，好运只持续到2015年11月。11月10日左右，王丹就听说线上兑付好像出了问题。11月15日，“投融无忧”发布了一封《投融无忧致投资人公告》。公告称由于线上融资的3家公司集体逾期，硕维公司和洪山天诚已启动代偿方案，最迟将于2016年1月14日代偿完毕，“平台鼓励广大投资人续投”。
11月30日，武汉硕维又公布了一份《关于投融无忧推介产品延期兑付的协调函》。该文明确承认“我司推荐的投资产品无法按期兑付”，但称将以锁定股权资产、改造公司股权结构等方式重组公司，解决兑付问题。此前，在武汉拥有相当影响力的P2P平台“财富基石”出现提现困难，这导致武汉硕维不少客户开始要求提现。
12月7日，武汉硕维实际控制人谢义明以一封《致投资人的公开信》明确表示，早在11月18日，公司已经“现金流枯竭，全线停摆”，且公司负责人已经到公安部门投案，上交了资产清单。
事发后，王丹也尝试联系卖给自己产品的销售人员。第一次联系时，销售人员告诉他，公司出现一些状况，正在重组，过个把星期就会解决这个事情。第二次联系时，销售人员劝他不要跟这些人瞎起哄，说耐心等待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法。最后一次联系时，销售人员开始抱怨说自己也没拿到工资，现在老板被抓，警方已经介入了，“你也只有耐心等着”。
“把钱借给自己”的投资平台
“投融无忧”的运营方、担保方甚至主要融资方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谢义明。事发前，没人在意“自融”“自担保”所隐藏的监管风险。事发之后，人们才发现项目融资额度远超计划，而与第三方合作的融资项目“车东宝”在卖出去3000多万元后，融资方甚至称，自己还没有拿到过一分钱。
P2P融资平台通常有一定的风险控制制度，即平台首先对融资项目进行调查核实，出具风险评估报告，确定是否同意融资；之后担保公司再对项目进行调查，确定是否进行担保。此外一般P2P项目都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以避免平台拥有自己的“资金池”。
但实际上，“投融无忧”的运营方武汉硕维、担保方洪山天诚以及主要的两个线下理财项目融资方的实际控制人，都是谢义明。这种问题平台常见的“自融”“自担保”最终使得整个“投融天下”的资金管理一片混乱。
“投融无忧”项目包括线上和线下两个部分。面向线下的理财产品则主要有3个投资项目：一是湖北明和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和药业”）；二是竹溪创艺皂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竹溪皂素”）；三是“无忧车东宝”项目。
明和药业位于武汉市葛店经济开发区，是一家专注心脑血管健康的医药企业。“投融无忧”的宣传单页称，该药厂研发了30多个医药品种，拥有34个医药批文，并称平台派出了“董事及财务人员，监管项目进账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这是“投融无忧”重点推荐的投资项目。由于距离武汉市不远，通常理财顾问会把有疑虑的投资者带到药厂，现场参观占地几十亩的厂房。看得着的厂房和“国资担保”一起构成了普通投资者的信心源泉。
但处于同一实际控制人之下的“投融无忧”和明和药业，最终被证明并不能实现对资金的监管。多个投资人及“投融无忧”前工作人员称，该项目的预计融资额度为3000万元，后来又追加了2000万元。但事发后投资者初步统计发现，该项目的融资额度已达1亿元左右。
中国青年报记者实地探访了药厂，目前明和药业已经人去楼空，由于找不到负责人，已经生产包装完的药物还堆在仓库里没被客户提走。明和药业的保安队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大约在去年10月，因为连续3个月没发工资，工人进行了一次罢工，此后不久，管理人员全部消失不见。这名保安队长称，此前，药厂的一些高管超过半年没有领到工资，甚至保安公司也被拖欠了一年的服务费。
竹溪皂素则是谢义明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合作开发的投资项目，事发后，谢义明称竹溪创艺皂素也因现金流枯竭而停产。
更让竹溪皂素、明和药业两个项目的投资人惊讶的是，事发后他们得知，自己所签署的理财合同上，资金受让账户的户主“夏桃佴”，竟是硕维公司董事长吴莎的母亲。
“车东宝”项目并不是“自融”，但融资方武汉慧明昊金融信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明昊”）称自己根本没有拿到钱。
慧明昊公司的法人、“无忧车东宝”项目负责人朱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车东宝”是计划用客户的理财资金购车，车挂在客户名下，由慧明昊出租经营两年后，再原价从客户手里买回这些车。
朱飞称，因为跟吴莎是老乡兼校友，一直很相信她，因此选择“投融无忧”帮自己做融资，并且没有怎么审查合同。实际上，在“车东宝”理财合同上，收款人是一个1996年出生的女生——吴莎老公李斌的学生。
“车东宝”大约是2015年7月推出的，按照约定，慧明昊与武汉硕维之间3个月结算一次，但朱飞称，2015年10月，“吴总说她最近比较困难，希望我把这个钱交给她用一下，其实这个钱根本没有进入到我的账户，他们把钱截留了”。
至于线上平台的投资项目，用户可以看到项目的简介，包括借款合同、借款人的身份证、营业执照、现有资产以及抵押物的照片等，但这些照片会在关键处进行遮挡，如具体的名字，公司的名字注册号等。至今，王丹还不知道自己的钱到底投给了谁。不过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经侦队长詹先明表示，线上19个标，绝大多数是虚假的。
虽然“自融”在P2P行业一直存在争议，但在2015年12月28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将“自融”列为P2P平台的第一条禁令之前，国家并没有其他硬性规定。多位“投融无忧”的前员工也都表示，客户很少询问“自融”的问题，他们更看重“国资担保”，一些人甚至觉得平台借给自己更安全，“因为看得见，知道钱去哪了”。
“有实力”的企业家
谢义明、吴莎两人在政界、学界展现出的深厚关系，甚至让一些看得见公司数据的人，在工资停发后仍然相信，“公司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相比投资者，能够接触到部分数据的员工并非从未有过疑问。
身为门店经理的李植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从自己的销售数据感觉，明和药业应该用不到这么多的钱，“我们销售的量是很大的。反反复复就3000万元的借款合同肯定是不正常的”。但她上面的销售总监告诉她，其他的资金去了一些其他项目，但是问题不大。
负责销售的高管也有疑问。武汉硕维的一位副总经理告诉记者，当时公司称，融到的钱都分散投资了，“他们说自己跟银行的关系很好，他们原来担保过一些项目觉得不错，就自己做了”。
更严重的是，从2015年8月开始，不少武汉硕维总监级的管理人员就已经停发工资了。前述副总称，当时基层的销售人员工资仍然照发，公司称这是因为一些项目回款周期较长，另外竹溪皂素那边需要一些钱去囤原材料。一些老的管理层劝这位副总说，以前公司也有这种情况，一般拖一两个月就会到位的。
员工之所以没有产生疑问，是源于对吴莎、谢义明两人“实力”的信任。
整个“投融无忧”项目实际是由谢义明和吴莎两人负责。谢义明今年50岁，1996年他从同济医院离职下海，去了一家医药公司工作，2004年成立了洪山天诚的前身湖北天诚。也是在这一年，毕业没多久的吴莎离开光大银行武汉分行，加入湖北天诚。此后，两人一直合作。
在《武汉晨报》的文章中，吴莎被描述为“23岁挂帅洪山天诚公司，湖北担保行业最年轻的总经理”。据与两人有业务往来的人介绍，两人都是白手起家，并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但多年打拼在武汉金融界结交了一批关系，吴莎还是洪山区政协委员。
两人在学界也有相当的资源。在谢义明的名片上，最显著的一个头衔即武大天诚担保与融资创新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
公开资料显示，该中心为湖北天诚与武汉大学于2011年10月21日共同发起成立，开展担保业务与创新金融的研究与应用，办公地点位于武汉大学“十八栋别墅群”中的1号别墅，并由当时的武汉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陈继勇负责。武汉硕维的办公室就在武大正门对面的中科开物大厦。
多个不同信源均表示，他们会在一些吴莎、谢义明的饭局上看到政府要员和学界人士出现。前述副总甚至表示，一次在办公室，自己还撞上吴莎在接一位省领导的电话。
据多名员工回忆，在武汉硕维2015年年初的公司年会上，公司就请来了不少政府官员和学者作为神秘嘉宾登场，“搞现场签约活动，给客户展示公司的实力”。
在武汉硕维停发管理层工资后不久，谢义明开始推动公司与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合作。当时交易中心的领导，以及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中国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叶永刚先后到公司考察。
2015年10月21日，武汉硕维又与通山县领导会谈并签订相关合作协议，“力图打造升级版通山县域金融工程”。两天后，武汉硕维正式与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10月30日，公司又宣布湖北华特红旗电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1500万元成功入股武汉硕维。
这些资本运作使得大多数员工从未想到公司会出事。“那时候e租宝还没出事，整个行业都很蓬勃，这些东西让你感觉企业很好，有前途。”前述武汉硕维的副总说。
政府部门下属单位入股但不知情？
事发之后，武汉市洪山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魏明斌称，中心对洪山天诚为武汉硕维提供担保一事“不知情”，政府的管理确实存在瑕疵。
武汉硕维出现兑付危机后，不少投资人将洪山担保的股东之一，洪山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中国青年报记者掌握的材料显示，洪山天诚是洪山区政府授权洪山区经济贸易委员会在2009年筹建的。
洪山区经贸委当时委派洪山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与湖北天诚合作筹建该公司，政府占10%的股份，资金由区财政局拨付，企业服务中心法人代表刘凌兼任公司董事。虽然目前刘凌仍然在公司董事名单，但他表示自己“5年前就不在这里了”，对情况不了解。
在2016年3月1日的投资人见面会上，魏明斌称，5年前刘凌离职后，因政府无法参与经营，没有再委派董事，不知道公司的具体情况，只是每年会对公司进行审计。
此前，在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魏明斌表示，政府在洪山天诚只占股10%，没有决定权，不参与公司经营，对洪山天诚对武汉硕维的担保也“不知情”。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洪山天诚中谢义明控制的90%股份，已经在2014年11月4日被全数质押给了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魏明斌表示，政府对此也不知情。
目前，该案正由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经侦大队办理，但不少投资人认为经侦大队办案不够积极。投资人称，谢义明、吴莎、刘荣基（武汉硕维总经理）名义上被监视居住，但早就离开了指定的居住区，并且事发后经侦没有对公司的财务总监实施任何强制措施。
武汉市洪山区分局经侦队长詹先明表示，该案警方追究的是主要嫌疑人，即3个公司的高管：老板、经理及具体负责人。“财务这一块，是只负责财务，并不直接参与经营。”詹先明称，“我们现在留他们在外面，主要是留着处置资产，如果说他们处置不了，不能兑付了，我们就马上把他们收监。边控他也受不了了，他跑不了了。”
一些投资人在吴莎处找到了一些送礼名单，涉及省市区多个单位干部，涉及金额从500元到1.5万元不等，其中一名干部还在参与该案的审计调查工作。
魏明斌表示，区领导已经得知相关情况，有监察人员正在介入调查，参与审计的那名干部可能会被调离。目前，该案涉及的资金流向仍在审计中。
“年初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比谁的收益高；年末的时候，大家坐一起比谁更惨。”在亲身体验了行业的野蛮生长和“风险”两个字后，一股幻灭感笼罩了李植。她说自己以后再也不会碰P2P理财，这个因为欠缺金融知识和担心风险太高连股票都没买过的姑娘，最终却和自己拉来的亲戚朋友一道栽在了P2P上。
（文中王丹、李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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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野蛮生长”考验政府监管
实习生 江山 本报记者 王景烁 刘星
截至2015年年末，P2P平台的累计交易规模已从3年前的600万元飙升到逾万亿元，然而作为一个“野蛮生长”的新兴行业，如何厘清监管职责仍是当务之急。
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2014年，互联网金融更是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P2P网贷行业也在这波“互联网金融”热潮下迅猛发展。
然而，据网贷之家统计，从2013年10月开始，4个月内P2P平台倒闭数量超过全年倒闭数量的50%。2015年新上线平台超过1500家，同样也有896家平台被列入问题平台名单，是2014年的3.26倍。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问题平台中，恶意跑路或诈骗平台占比最高，其次是提现困难、歇业停业和挤兑倒闭。由于相应的监管缺失，国内P2P网贷平台发展良莠不齐，这已是行业的共识。
盈灿咨询高级分析师张叶霞告诉记者，行业对于门槛的不设限催生了一批利用购买网站模版就可上线的诈骗平台。“问题平台绝对数量比较大，但占到整个网贷行业贷款余额的比例相对较低”。
2014年，中国P2P网贷行业明确规定由银监会监管，银监会发布了网贷平台“四条红线”：明确平台的中介性质，明确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不得将归集资金搞资金池，不得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这成为政府对P2P平台的监管底线。
张叶霞表示，“四条红线”尚缺少实际约束力。在业内，跑路和倒闭的P2P平台，以及“自融”“保本保息”，平台拥有资金池等状况仍然屡见不鲜。
2015年下半年发生的两件大事，标志着P2P行业发展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拐点：一是发生在7月的云南泛亚交易所危机；二是发生在12月的P2P黑马e租宝被查封，有评论认为，P2P进入“后e租宝时代”。
2015年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P2P为个体网络借贷，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属于民间借贷范畴。
2015年12月28日，备受关注的银监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研究起草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终于发布。
《办法》明确列出了P2P平台不得从事或接受委托从事12项活动，“利用本机构互联网平台为自身或具有关联关系的借款人融资”“直接或间接接受、归集出借人的资金”“向出借人提供担保或者承诺保本保息”等情况均被明确禁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认为，《办法》出台将对P2P平台行业产生非常大影响——“突破网贷行业无人监管的窘境，监管构架逐步实现分层次监管”。
《办法》出台后，对P2P约束的“松紧”却一直备受争议：如果相对“放任”，则担心难以控制问题；若出台规范太过严厉又怕打击到互联网创新。
《办法》规定对P2P不设准入门槛，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同时明确由地方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承担辖内P2P的具体监管职能，包括备案管理、规范引导、风险防范和处置等。
张叶霞认为，征求意见稿以备案制代替注册制，属于比较包容的态度。但监管的难点在于，由地方金融办进行平台状况收集、中央数据库建设等，在实际操作层面有难度。
在杨东看来，放开市场准入体现了政府对金融创新的鼓励和支持，但也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缺乏门槛限制，大量的P2P平台在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备案即可运营，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受到挑战。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科学系主任范静更支持应提高准入门槛，把备案的条件抬高一点。“牌照和备案并不冲突，备案是给国家留有更多余地，但是备案的过程当中，什么人有资格进入P2P不是搭个架子就行了。”她说。
在对投资者保护方面，杨东表示，《办法》缺乏投资者保护方面的赔偿机制，一旦平台跑路，投资者将面临较大的损失。
在范静看来，认识风险收益对等原则，也是投资者必须明确的一个概念。“制度的保障，都是为了保障企业的运营，市场的事情还是交给市场，针对跑路的平台，国家一定有相应的经济法对它们进行惩罚”。
张叶霞以多年从业经验提醒普通民众应规避风险，“不要去盲目追求高息，在目前市场利率环境下，不会存在长期的高息环境”。
张叶霞告诉记者，当平台跑路，受害人能够获得偿付的比例并不算高，最低的只有10%左右的本金可获得偿还，高一点的可达50%。如果进入资产清算的程序，将剩余资产进行分配，偿还比例也是看情况而定。
杨东认为，投资者必须本着谨慎的态度选择优质P2P投资平台。“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必须要承担起投资者教育的工作，传播‘风险自担、买者自负’的常识。”
“监管依然是在寻求一个收益和风险的均衡点，包括整个P2P带来的社会风险、创新、融资的均衡点。”范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P2P有风险，但要看是不是出现恶意的风险，是不是人为造成的风险。”
“监管细则出台后，银行托管有望真正落实，行业将出现大洗牌，平台趋于更安全化，市场鱼龙混杂的情况将会被有效控制。”杨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