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是充斥着创新和理想主义的地方，如果投资者支持更多追求广泛社会影响的企业，更多创业者、程序员、求职者开始考虑阶层流动性问题，那么，私营机构就能肩负起更多职责，而不仅仅局限于创造就业和财富了。
2012年12月，当我遇见威利卡特的时候，我还在为奥巴马总统撰写演讲稿。当时，奥巴马即将参观密歇根州雷德福一家生产厂，我在为他准备此行的演说，需要写个结尾。
奥巴马的演讲结尾常常会讲讲某个人的故事，这个人的经历可以恰好契合当下美国的社会背景。在我打了几通电话以后，我意识到，那篇演讲稿的结尾应该讲讲威利。
威利无疑是那家工厂欢庆成立60周年的热门人物。几十年中他只迟到过一次，那还是1977年的事了。他也只是因为服役参加朝鲜战争而中断过工作。
威利不仅仅将这份工作视为收入来源，还怀有强烈的自豪感。正是这份工作让他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家人奠定了幸福生活基石，他的儿子可以施展远大抱负，孙辈可以进一步争取更大成就。
威利的故事之所以能作为总统演讲的“豹尾”，是因为他的经历是美国梦的体现。美国梦认为，只要身在美国，无论是何肤色、出身如何、爱什么人或是何种信仰，只要有足够的才华和毅力，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经过一段积累实现整个家庭的梦想。
至少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有机会尝试。可实际上并不是。起码现在不是。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中产阶级数量减少，过去至少四十年来都没这么少过，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主流群体。上流社会和底层人民日渐增多，富豪和平民之间本就巨大的差距也日益加深。
认真看看平民家庭的孩子就会发现情况更令人担忧。因为贫富收入差距限制了阶层流动性——也就是美国梦不那么正式的代称。对平民家的孩子，尤其是寒门子弟来说，出身家庭的收入不仅决定了个人的成长环境和受教育水平，还真正影响到他们长大后能获得的机会。
我们生活的美国正在走向一个收入变成遗传特性的国家，上一代的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下一代。这意味着孩子未来是成功还是困苦早已注定，也意味着成年人的小圈子化，身边一起工作、生活、包括婚嫁对象都是学历和收入相当的人。
这种倾向是足以令所有人恐慌，至少已经吓到我了。几个月前，我决定改变职业方向，找一份可以“复兴美国梦”的新工作。当时为接手一份新媒体的工作，我刚刚举家从华盛顿搬到旧金山。
事实证明，这样的工作的确存在。
在美国开拓机会是一项目复杂又艰巨的挑战。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儿童的早教机会到成人有能力负担的高等教育，再到职业教育，甚至是城镇居民的多层次收入规划，无所不包。开拓机会还关乎如何推行医疗卫生服务，如何提供金融服务，如何支持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它受到全球贸易和本土税法等多方面影响，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问题。
幸运的是，正在崛起的硅谷创业者认为这些紧迫的问题可以用技术解决。在他们熟知的数字世界里，效率低下和过时的体系是让人完全不可忍受甚至愤怒的。而现实世界里，低效的过时体系正在极大限制美国梦。
更幸运的是，许多硅谷人士致力于优秀企业家共同选择的道路——他们的产品不但要赚很多钱，也要提高美国贫民、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在他们心目中，成功不只是获得个人回报、或者让股东得到回报，还要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求职期间，我曾经和一些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面谈，比如医疗保健交易公司Stride Health的诺亚朗、贷款平台Expedite的杰夫福斯特和网上投资平台Aspiration的安德烈彻尼。他们向普通美国民众提供全面的平价的信息，比如购买医疗保险、买房或者选择投资计划时。我也遇到过像职业培训公司Learn Up首席执行官亚历克西斯林沃德那样的创业者，他们在帮助失业人士找工作，掌握新技能。我还见到一些向教师提供个性化教育工具并注重提升“软实力”，即未来职业所需技能的企业家，比如开发新型教学社区的Class Dojo的首席执行官山姆秋德瑞。最终，令我最受启发的还是普雷斯顿西尔弗曼领导的Raise.me，他们的产品让更多人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
对以上所有公司而言，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不是获利的手段和前提条件。这种理念植根于产品，与逐利同时存在。这也是推动资本介入公益活动的方式。
问题是，其他科技企业会不会追随他们的脚步？
在硅谷，几乎人人都自称在改变世界。任务管理软件？改变世界。开发送餐应用？改变世界。约会服务？不用说，也是要改变世界。
这种雄心值得钦佩。但事实是，大部分企业并没有真正想改变世界。他们只想努力做出好产品赚大钱，而赚钱这件事其实就算不考虑社会影响都很不容易。至于立志积极影响社会的企业，很少真正有机会赚到真金白银。对私营企业来说，能赚到钱活下去最重要，更别说获得成功了。
所以，如果你开始在旧金山求职，并且将“社会影响”列为必须考虑的因素，联系的公司会让你认识到残酷的现实，因为现实就是二选一：要么找一家非营利机构（比如对你说：“你听说过Kahn Academy吗？快查查看，老实说，别考虑这儿了，现在就开车去吧。”），要么降低你对社会影响期望值，成立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听着，这些人在打晚饭的主意。那可是一片蓝海，谁不吃晚饭呢？”）
公平地说，不仅大多数硅谷人士这样想，大部分美国人都是这么想的。一谈到广泛的社会影响，多数人都会想到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私营机构？肯定不行！当然，有时私营机构也可以做公益（比如美国鞋履品牌Tom’s Shoes），或者先实现大量盈利再投身慈善事业（参考谷歌旗下的Google.org）。但要做好公司，企业家必须想着盈利，别的什么都不应该管。
这就是问题所在。虽然政府承担了大量公益工作，但就像所有大型组织一样，存在效率低下和创新进程缓慢的先天缺陷。至于非营利组织，由于需要不断找资金，即便能正常运转也很难吸引优秀人才，不敢轻易冒风险，规模也很难扩张。
所以，假如我们只依靠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传播广泛的社会影响，很可能会严重影响最终效果。可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已经持续多年。
是时候让美国经济的引擎——私营机构肩负更多职责了，不能局限于创造就业和财富了。自由市场是美国最令人叹服的特征，在这样的市场里，产品可以不断完善，创意可以孕育新行业，美国例外主义的例子比比皆是。对美国的贫民、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来说，除了追求中低水平薪资的工作、廉价的服务、甚至更低价的产品，为什么不能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
我认为一定可以实现突破，最有潜力的非科技企业莫属。
我们一直听说，科技会全面颠覆人类的生活方式。此刻，科技革命看来还只是小打小闹。想坐别人的车出行或者住进别人的房子，想让日常杂货送货上门，或是代取洗好的衣物，这些现在都可以通过应用实现。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的联系从未如此密切。更多美国人的消费选择日渐广泛，收入来源也增加了。然而，真正的革命——真真切切影响大多数美国人生活的革命并没有到来。
我花了整整两个月找到了一份自认为能开拓美国机遇的工作。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既有时间也有能力寻找这样的工作。在求职期间，我对美国的机会更有信心了，也非常感激能在湾区（即硅谷）顺利落脚。
不过话说回来，我在硅谷碰到的有社会使命感的创业者一般都是异类。有社会使命感的投资人也显得格格不入。硅谷或许是充斥着创新和理想主义的地方，但潜藏的暗流中掺杂着愤世嫉俗和守旧的心态，尤其是在赚钱方面。
想象一下，假如这种情形出现变化，更多的投资者增加投资，支持更多追求广泛社会影响的企业，美国会怎样？假如更多创业者和程序员、更多像我一样的求职者开始考虑阶层流动性问题，美国又会怎样？
这样做经济回报可能没有做晚餐生意大，其实也未必。但无论怎样，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
硅谷能否拯救美国梦？能——只要想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