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机器人正在很多领域取代人工。例如，世界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早在2011年就宣布，公司将以日产千台的速度，５年内引入上百万台机器人，用于单调、危险性强的工作。又如，2015年，海尔在沈阳的冰箱无人工厂就在智能互联的基础上，开始为用户个性化定制和生产冰箱。
这种趋势引发了有关机器抢走人类工作的忧虑，进而有人对放开生育也产生了质疑：“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工作将被机器取代，还要那么多人干嘛？”其实。这种担忧早已有之。例如，1955年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就担心“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那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机械化和自动化是他倡导节育的重要理由之一。
其实对技术进步导致人口过剩的担忧早已存在，但从未构成现实的问题。纵观人类历史，从狩猎时代到农业时代，到工业化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自动化程度和工作效率在不断提升，但长期来看，人类社会不仅人口越来越多，就业也越来越充分。自动化并未造成持续性的就业困难，更没有造成人口过剩。
图1是世界各国人均GDP与失业率的关系。图2是中国除直辖市外的各省区人均GDP与失业率的关系。该图显示，人均GDP越高的地方，失业率越低。由于人均GDP越高，自动化程度通常也越高，该图也印证了自动化程度与充分就业其实是正相关的，即自动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就业倾向越充分。
一个部落的假想例子
为何自动化不会导致人口过剩呢？不妨先看一个假想例子。假设一个20人的部落每人每天平均要狩猎12个小时才能维持温饱，后来他们从狩猎过渡到农耕，只要10个人每天耕作12个小时就能维持整个部落的温饱。那么另外10个人是否就是多余了呢？假设为了维持部落的充分就业，部落酋长决定消减部落一半的人口，以保证剩下的10人每天足以工作12个小时。但问题是，如果部落人口真的减少了一半，那衣食住行的需求也会减少一半。原来需要10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现在变成只要5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因此酋长决定再消减一半的人口。如此下去，整个部落最后会剩下酋长一个人。
这种做法的荒谬不言而喻，但类似马寅初那种认为自动化将造成人口过剩的思路与酋长的想法如出一辙，都是在担心工作效率的提升会让人变得多余。其实，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并不是要工作，而是要满足自身的各种消费需求；工作只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必须付出的代价。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效率提升，意味着人类整体可以用更少的工作时间来创造出更多的物品与服务，即用更小的代价就能够满足更大的需求。这种进步怎么可能会使得人类本身变得多余呢？
回到前面的例子，技术进步使得原来20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工作量，变成只需10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就能完成，那么其余的10个人怎么办？一种办法是把10个人的工作分给20个人来做，让每人每天工作时间从12小时变成6小时。这样每人每天多出6小时的闲暇时间，但却维持了原来的生活水平。另一种办法是依然让10个人每人工作12个小时，另外10个人再去额外工作12个小时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建造房屋或者创造艺术品。这样整个部落付出的总劳动时间与效率提升前一样，都是20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却享受了比之前更丰富的生活。
当然，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选择，比如其中10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来满足部落的温饱，其余10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满足部落的其他需求。这种情况下，部落每人以更小的代价满足了部落更多的需求。无论采用哪种方法下，整个部落都会比以前更好；至于具体工作时间到底是6小时，12小时还是介于两者之间，取决于人们的工作意愿，即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工作意愿越高，整个部落工作时间越长，能被满足的消费需求也越多。
就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失衡
经济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工作创造物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人们是否愿意工作和想工作多长时间，取决于他们对闲暇与消费需求的相对偏好。这种偏好各人不同。在同等的工资水平下，有人愿意每天工作10小时，赚钱来维持更高的消费水平；而有人却只愿意工作5小时，而宁愿消费水平低一些。假设年龄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相同，一个慵懒的社会愿意工作的人口比例较低，平均工作时间更短；而一个勤劳的社会愿意工作的人口比例较高，平均工作时间更长。
如果全社会只有一个人，那工作机会和工作意愿完全匹配。所谓工作机会是指有事可做，而工作意愿是指愿意去做事。个人总是在有事可做时才愿意去做事，所以每个工作意愿都匹配一个工作机会。比如，他想吃果子促使他愿意去摘果子；想吃果子的消费需求产生了摘果子的工作机会，而摘果子的行为则实现了他愿意摘果子的工作意愿。
由单个人推至群体社会，工作意愿和工作机会则基本匹配。这是因为人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所以工作意愿对应于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是工作机会的来源。比如，人们去辛勤工作，目标可能是要买车买房，而对汽车和房屋的需求所形成的市场就产生了工作机会。
但工作机会和工作意愿的匹配，只有在长期和整体意义上才成立。各种时间上的迟滞和空间上的壁垒，可能让这种匹配在短期和局域上失效，这种经济失衡就是就业问题的根源。简言之，工作机会少于工作意愿意味着就业难，工作意愿小于工作机会则意味着招工难。
一方面，时间上的不匹配导致周期性失衡。原因是，经济决策通常基于预期，而现实经常会偏离预期，这种偏差通过局部的正反馈机制致使经济系统发生周期性震荡。比如，消费者购房决策可能取决于对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而生产厂商的产量可能来自对市场变化的预期，而现实与预期的偏差会通过各个市场传导到整个经济体。如果消费需求小于生产供应，经济就会萧条，这时有就业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小于工作意愿。反之，如果消费需求大于生产供应，经济就会过热，这时有招工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大于工作意愿。如果有人既有消费需求又愿意为之工作，但却没有机会，说明经济失衡导致其潜在的消费需求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工作机会。反之，如果企业有消费市场却无法招到愿意工作的员工，说明经济失衡导致低迷的工作意愿还未转化成消费市场的萎缩。
另一方面，空间上的不匹配导致结构性失衡。原因是，专业分工使得消费需求所产生的工作机会，不一定匹配工作意愿所对应的技能。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拼命工作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获得优质教育。他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增加了教育领域的工作机会，而为了满足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所产生的出车更多的工作意愿，则增加了出租车行业的服务供给。这位父亲创造的教育领域的工作机会和他自己在出租车行业的工作意愿并不匹配，但却可以通过市场来交换。如果优质师资供不应求而出租车服务又供过于求，那么这个父亲会进一步加重师资的短缺和出租车服务的过剩。
长期来看，无论是时间上的周期性失衡，还是空间上的结构性失衡，都是经济循环中的内生性现象，与人口和技术进步基本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失衡无法完全避免，但可以通过完善的市场化和适当的宏观政策加以缓解。
比如，金融市场上的对冲机制以及货币和财政等宏观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周期性的失衡。而工作职位的充分市场化，则可以通过市场薪资变化，影响就业者的职业选择来缓解结构性失衡。即，招工难的行业薪资上升，既吸引就业者而提升工作意愿，又抑制消费需求而减少工作机会；反之，就业难的行业薪资下降，既排出就业者而减弱工作意愿，又提升消费需求而增加工作机会。
总而言之，缓解就业市场失衡的关键，是增加市场的灵敏性和韧性，即让消费需求的变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能够尽快地转化为现实的工作机会，并进而影响工作意愿，以促进两者之间更迅速且紧密的匹配。
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
技术水平决定了工作时间的投入转换为商品与服务的效率。技术进步意味着，能用更少的工作时间创造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随着效率的提升，社会整体可以选择投入较少的工作时间来赢得更多的闲暇，或者创造更多的物品和服务来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至于在何处平衡取决于社会整体对闲暇和消费的偏好。
工作效率的提升，也让人们有时间和精力去满足更多元的消费需求。由于人的技能各不相同，更多元的消费需求给不同技能的人提供了机会。如在前面部落的例子中，在效率低下的狩猎时期，体弱者也必须去狩猎来满足部落的温饱。但到了耕作时期，一半人耕作就可以满足温饱，一个身体羸弱却有良好艺术感的人，或许可以去制作别人喜爱的工艺品来维持生计。
在现代经济中，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能产生更加细分的消费需求和相应的行业。比如，汽车的出现，固然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正是由于技术进步能够产生更加多元的需求和供给，如图1所显示，自动化程度越高的社会，整体上就业可能越充分。一个数学天才在现代社会可能成为一个数学系的教授，但在农业社会却可能是村里的游手好闲之辈。
虽然自动化对就业市场的长期和整体影响是正面的，但却可能产生短期和局部的冲击。特别是在现代经济中，各个行业高度专业化；一旦某个行业的工作被机器取代，这个行业的失业者长期积累的技能将失去用武之地。其中那些由于年龄、教育水平等因素难以另起炉灶的失业者将面临困难。但某种工作被机器取代，本质上是社会整体用更少的工作时间创造出同样甚至更多的产品，社会整体的收益要大于失业者的损失。因此，合理的政策是让失业者从机器化带来的社会收益中分得一定补偿，让各方受益。如果失业者有工作意愿，那他们在新岗位上的产出则是新增的社会财富流量。当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人们可以选择享受更多的闲暇，或者去创造更多的个性化的、创意性的物品和服务。
严格来说，就业市场不存在多余的人。只要有工作意愿，任何人都拥有比较优势。换言之，哪怕这个人的每种技能都差于他人，他也可以接替他人相对低收益的工作，让后者节省时间来专注于更高收益的工作，最终通过交换达到双赢。这是为什么服务业创造工作机会的潜力是无限的。实际上，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更需要个性化、多样性和创造力，所以到这个时代，人的价值更大，人口众多的优势更加突出。
中国在1990年代进行国企改制，总共有超过2800万工人下岗（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张春霖，2003）。整体而言，经过几年阵痛，国企改制引导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而许多下岗工人也逐步转移到第三产业，促进了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但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许多面临转岗困难的工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如果转型带来的效益，能在更大程度补偿他们的损失，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更好的保障，转型的痛苦会小很多。
减少人口无助于缓解自动化对就业市场的冲击
在之前部落的例子中，狩猎到农耕的转型过程中，酋长或许可以参考个人的专长和意愿，来决定人们的分工和工作时间，以达到工作意愿和工作机会的匹配。在现代经济中，整个经济体系错综复杂，每个人的技能和意愿又千变万化，这种匹配只能由市场来实现。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体现为，被机器取代的失业者难以找到新的工作而面临生活困难，这反映的是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乏和就业市场灵敏性和韧性的不足，而与人口多少没有关联。针对这种冲击，除了改善宏观的经济政策和微观的经济结构外，更需要促进需求，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完善教育和培训，以利于人们掌握与需求更匹配的工作技能。
如果一个失业者没有足够的工作技能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而必须依靠补助来维持基本生活，那从纯粹经济学而非伦理角度来看，“消减”这个失业者能缓解就业市场的失衡并提升其他人的福利水平，如同退休者去世会缓解养老金体系那样。但即便“消减”无法转岗的失业者能改善劳动市场和社会保障，就算在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这也不意味着应该通过限制生育来消减人口。
这是因为限制生育所消减的人口，不是技能不足的人，而是未来的孩子。相比成人，孩子更具可塑性，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既蕴含未来旺盛的消费需求，又能学习和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这一切需求都是工作机会的源头。孩子比例越高，社会对未来技术变化的灵敏性和韧性就会越好，不仅知识更新更迅速，而且创新创业也更活跃，让工作技能和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促进充分就业。因此，限制生育的结果，恰恰是人为压低那些更适应未来经济循环的人口之比例，相对加大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从而恶化就业形势。特别是，生育限制政策对教育和家庭环境更好的城市家庭更严格，这更是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