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送走几位一起工作了13年的工友后，赵明德显得有点失落，这是他近三个月来送走的第二批工友。但他没有时间多想，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车间后，他告诉来访的客商，新上线的整条自动化设备即将启用，“我们进入了一个机器人的时代”。“把装配线上的产业工人替换为自动化设备”可以代表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吗？至少在成都这家汽车装配车间里没有找到答案。过去三年，这个车间的雇工人数减少了60%。
装配车间外，一场“机器换人”的革命正在各地上演。在国家发出产业扶持的明确信号后，工业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已被预估到2025年达1.8万亿。“人们把概念弄混了，”曲道奎有些担忧，“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位新松机器人总裁经历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完整的发展历程，他几乎一字一停顿地说道，“此机器人，非彼机器人”。
但人们并没有在意这样的警告，市场的参与者正在以“每周出现两家机器人企业”的速度快速增加。人们笃定，这颗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将带来一个新的时代。
事实上，低端制造企业需要机器人，但现有的机器人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和未来的制造模式，大规模投产的机器人很可能是无效的产能，这或许是目前机器人行业最大的悖论和中国“工业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分歧
“最近一年，我在全国做了将近30多场专题报告”，曲道奎告诉经济观察报。这位20多岁即与机器人结缘的新松机器人总裁感叹，“机器人热已经达到110度了”。
今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机器人革命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习近平强调，“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
这是一种国家意志的最高表达，意味着以机器人为突破口的制造业升级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工信部随后明确表态“将组织制订我国机器人技术路线图及机器人产业‘十三五’规划”。
决策层的判断是，美国的“再工业化”和欧盟的“新工业革命”都表明其重夺制造业优势战略布局，加上中国传统制造在人口红利耗尽后正面临低成本优势不再的局面，升级“中国制造”已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对于任何深谙中国政经运行逻辑的投资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在2013年“40多家有机器人概念的上市公司，160多家关联企业”的基础上，机器人概念企业正在以“每周出现两家”的速度增加，目前总数已经达到430余家。
“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但人们很可能错误的理解了这个概念，”曲道奎告诉经济观察报，我们所说的关于未来的机器人，“是一种先进的、智能化的机器人，能够代替人从事一些如人手能够操作的灵活工作，而不是现在的机械臂”。
机械臂是目前机器人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代表性产品，主要从事焊接、搬运等工作，中国目前已是该类型机器人最大的消费市场，2013年机器人装机量已突破3.7万台。
严仓锋的经验证实了这一判断。严仓锋是陕西法斯特公司研究院装配工艺室主任，后者自2003年即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合作至今，近10年的时间引入5条自动化生产线和机器人装备。
但严仓锋透露，“机器人主要用来提升产品质量，最先进的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也仅仅在生产线上减少了10名左右的工人”。这意味着，目前的机器人对人工的替代是有限的，使用速度也不足以支撑预估的“2025年达1.8万亿”市场规模。
曲道奎经历了中国完整的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培育的周期。早在1994年，曲道奎即投入中国工业机器人的研究。“当时源于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院士的一个判断，”曲道奎表示，“中国机器人由研究走向应用的时机已经来临”。
长达20年的从业经历让曲道奎做出一个更为直接的判断，“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机器革命”：第一次是从工业革命到工业3.0时期，其目的在于通过各种手段扩展人的肌肉力量；第二次是未来的智能化，即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制造，满足人们个性化的需要。
他所要表达的是，“以机械臂为代表的机器人就好比没有手的人的手臂”，只代表现在，不代表未来。这意味着，对于工业机器人的判断很可能出现了趋势性的分歧，而分歧源自对中国制造业处境的不同判断。
在过去30多年，中国制造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原材料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以年均接近14%的幅度上涨。
市场派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耗尽是推动“机器替换人”的主要原因，也是大规模产业化的推动力量；而技术派认为，成本因素只是加速而不是根本因素，制造业模式的转变才是关键，而现有的机器人仍无法满足这一新模式。
沈阳工业城的困境是这一分歧的典型案例。在全国各地大兴机器人产业园的同时，沈阳稍显落后，焦点问题在于，“作为新松机器人的大本营，沈阳重工业并没有能够借机器人便利实现产业升级”。
曲道奎对此的解释为，沈阳以重工业为主，主要生产轮船、飞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这些产品装配精，密度要求高，批量小，单件花费时间长，需要大量人工完成，现有技术水平的机器人根本无法操作”。
案例和结论很可能让市场派人士感到失望：“现有机械臂式的机器人只能代替人的手臂，能从事的工作有限，缺少灵活性，”但“制造业中70%-80%的工作都需要人的手来完成”。
更让人失望的是，尽管现在中国有将近200家机器人和关联企业，但主要扎堆于中低端，缺少核心技术，九成企业规模在1亿以下，未来5年，他们中的95%将面临洗牌。
这是一个需要国家战略和市场故事走向一致的过程。官方的计划是，预计到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产业体系要具备3-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8-10个产业配套集群，机器人密度(每万名工人使用工业机器人数量) 达到100以上，这一数字的全世界平均水平为58，而中国还不到30。
悖论
“宽敞的生产车间里，流水般的生产线不停地运转，统一服装的工人围在周围，紧张地装配着手中的元件，”这是富士康生产车间最普通的场景。
与赵明德所在的装配车间不同，富士康的车间里年轻人居多。尽管按照富士康的计划，这样的场景将在若干年后大大减少，但除了不断传来“机器换人”的消息外，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变化。
实际上，早在2011年，鸿海集团郭台铭即提出“富士康将在2014年实现百万台机器人”的目标。此前的2010年，富士康经历了痛苦的员工跳楼事件，并引发了社会对“中国制造业既有模式能否维系”的最大规模争论。
鸿海想要打造的是一个机器人王国，特别在“更专业、精密的项目”上有所作为，鸿海希望将生产过程优化，并取代一些工作岗位。
但三年以来，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并无太多进展，鸿海内部人士透露，“鸿海机器人计划现在好像有些偃旗息鼓了，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生产工艺的考虑，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地方就业的压力”。
对于大部分想从富士康学到些东西的低端制造企业来说，赵明德的工友和富士康的年轻人截然不同的故事可能说明了一个略显隐晦但足够深刻的道理：机器换人并没有按照想象中的模式进行。
“大部分人觉得容易的事情，机器人觉得难；大部分人觉得简单的事情，机器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完成”。赵明德的工友们可以被几条机械臂不断替换，而富士康的年轻人暂时还无需担忧，因为他们需要靠手的灵活性来完成工作。
曲道奎用“低端行业的高端应用”悖论来形容这个道理：即在越是低端的行业中，机器替换人的难度反而越大；反之，在越是高端的行业中，机器人替换人的难度在缩校
鸿海一直在尝试将机器人的应用由汽车和电子领域扩展至通信、移动和消费方向，但“现在在3C产业，很多更紧密的指令，机器人还无法完成”，上述鸿海内部人士称，“这不是鸿海的问题，而是全球机器人发展共同面对的问题”。
企业之间的资本实力差距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低端行业小散企业较多，基本无法担负大规模使用机器人的成本费用。“公司每一条自动化生产线的平均成本高达3200多万，”严仓锋坦陈，“前期的投资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公司不得以短时间内牺牲成本和利润进行装配”。
而另一个悖论是，在江浙和东莞一代，却聚集了大量低端装备制造类型的企业，它们对机器人设备的需求不低于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家企业。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机器换人”运动却推进缓慢：这些企业正在遭受着两头“夹杀”的命运。
一方面，产业转移的路子越走越窄。一位西部地区官员暗示，“西部省份在承接东部转移而来的产业时，已不再像先前那样毫无条件，低质量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越来越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外部竞争愈演愈烈。随着西方国家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视，部分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逐步回迁，加上技术壁垒，制造业升级的难度不是减小了，而是在增大。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过去十年，政府主导了西部最大的开发进程，“基础设施投资、西部能源东输，沿海低端制造加工企业内迁”是主要逻辑；而2013年初，苹果将一条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迁回美国并引发国人对“制造业回流”的担忧。“双向挤压”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201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利润率仅为2.7%，这是制造业500强平均利润率连续第三年下滑，并且是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除了硬件和系统投资外，还有教育训练和维修等，都是很大的投资，”鸿海内部人士称，“而且，最大问题在于研发人力的不足”。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长于海斌强调，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确认“更重视技术研发和创新人才的培养”的发展思路，否则机器人国产化和产业化的可持续性仍具有很多不确定性。
曲道奎所说的“低端制造企业需要机器人，但现有的机器人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和未来的制造模式，大规模投产的机器人很可能是无效的产能”或许是目前机器人行业最大的悖论和中国“工业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隐忧
“可以争论，但未来十年是机器人产业化的关键，必须抓祝”罗军强调。在全国还在热议机器人市场的盘子有多大的时候，这位国际机器人联盟秘书长正在成都筹备国内首个工业4.0创新示范中心。
“未来10年中国将提前进入智能制造时代”，他计划“加快布局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为缺少资金等升级动力的传统制造业企业提供机器人设备应用平台”。
罗军要寻找的是“在机器换人浪潮中的产业化机会”，而背景则是：我国是机器人最大的应用市场，但国内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到20%，其余80%被国外企业占有。
但张启(化名)可能不喜欢这样的产业园。他的生产车间里仅有两条自动化生产线，且主要从事搬运工作，但在最近一次地方政府组织的会议上，他被要求限期搬进当地规划的机器人产业园里面。“交通不便，工人上下班，远距离运输等都是问题，”他有点抱怨，“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烩，做什么的都有，有点机器人的概念就堆到一块儿”。
这种抱怨来自国家战略出台前机器人行业“大干快上”的野蛮生长路径。此前两年，各地争建机器人产业园，以产业集聚的方式打造区域机器人生产中心，目前全国已不低于40个地方产业园开建。
这其中既包括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城市，也包括重庆等西部城市，甚至还有大量的二线城市。其中，上海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达到600亿至800亿元，占全国50%以上份额”；重庆则力争“2020年机器人产业规模将能够达到1500亿元”。
这些地方公布的产业雄心都远远高出机器人行业目前的整体水平：在430余家机器人及其关联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不过30亿左右，95%的机器人企业年产值不过1亿。“尽管我们是当地政府树立的机器人龙头企业，但确实还没有相关的产业规划和产品，”一位要求匿名的上市公司内部人士暗示，“公司还处于机器人概念设计的阶段”。在过去一年，该公司股票作为机器人概念股在资本市场表现活跃。
曲道奎曾用“小草与树争抢阳光”的比喻来形容目前中国机器人行业的企业格局，“国外机器人企业也就十几家，且都是巨头，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他强调，“如果这么一锅粥地乱干快上，机器人产业的大机遇可能又变成一个产业大悲剧”。“如果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角度看，产业园计划并没有太大问题，”于海斌强调，“我更关心有多少资金投入到科研和人才队伍的培育上，而不是低端的产能扩建上”。“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盲目投资”是风电、光伏等多个行业在产业推广阶段曾走过的弯路，而机器人产业是否会再走老路不能不引起业界的忧虑。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购买并组装近3.7万台工业机器人，其中外资机器人普遍以高端工业机器人为主，几乎垄断了汽车制造、焊接等高端行业领域，占比96%；而国产机器人主要应用还是以搬运和上下料机器人为主，处于行业的低端领域。
受制于此，机器人行业“四大家族”(ABB、FANUC、安川和库卡)合计占国内机器人50%以上市场份额，很难想象，国家未来发展的钥匙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
一个悲观的预测是，“超过九成小散企业将会在未来的竞争中消失”。这也是国内机器人行业急于培养大企业集团的重要原因，官方设想，预计到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产业体系要具备3-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机器人的低端产能扩张会重走光伏产业当年的老路吗？无论是市场派还是技术派，这都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毕竟，由政府主导的光伏产业几乎可以作为一个产能无序放大的失败案例写进教科书了。
但情况可能会更糟，当年光伏产业里集聚的都是各地巨头企业，而目前机器人行业都是小散企业，也就是说，“机器人的产能扩张连光伏当年的企业基础都不具备”。
通往未来的大门已经打开，虽然陌生但足够美好，是时候向老旧的生产线告别了。但埋头苦干几十年的中国“工业人”却如同站在十字路口，有些犹豫，几十年的光荣历史历历在目，而盲目前行、闭门画饼的阴影亦挥之不去：裹足不前和贸然突进一样，都会埋葬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