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制造”的升级，“要不要”机器人已不存在太大争议。预见到人力成本上升的大趋势，国内想用机器人的工厂不少，但能达到海立水平的仍是凤毛麟角。目前，中国每万名产业工人配备的机器人数量（即机器人密度）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
稀缺背后有其必然性。事实上，剖析海立样本的关键正是探寻它为何能用好机器人。这将帮助中国产业界把握机器人及其相关的“工业4.0”、乃至智能制造革命的核心。随着机器人不断替代产业工人，能否控制制造业升级的主导权，能否从中培育出新的就业，从而反哺因机器人而消失的岗位，迟早会成为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命题。
机器人工厂将带来深刻挑战
积淀多年，海立引入“机器工人”的节奏逐年加速。对照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13年的统计，海立工业机器人的密度只比全球最高的韩国略低，比第二名日本高16%，比第三名德国高42%。相应地，就业岗位也在不断消失。2007年到2009年，海立内部被机器人替代的岗位总共不到100个，今年为177个，明年预计可达230个。海立旗下的主力工厂——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海滨说，到2020年，上海工厂希望将80%的制造工作交给机器人，也就是说，至少有2500个岗位将消失。
这种态势正在向三四线城市扩散。今年，国内两大压缩机制造商到海立考察机器人。他们长期谙熟于“人海战术”，但终敌不过人力成本上升。李海滨说，机器人替代是大势所趋，只是会随人力成本的梯度分布有先有后。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会长徐建国说，国内工业机器人应用即将爆发，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跟人抢饭碗，始终是关于机器人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企业家而言，大量引入机器人无疑是理性的选择；但着眼于整个国家，就不能只算经济账而不考虑就业问题。
发达国家研究者对此抱有信心。德国国家科学工程院院士克里斯托弗·梅内尔不久前对本报记者说，机器人会消灭低水平岗位，但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比如机器人制造。但国内专家却没有那么乐观。长期专注于智能制造研究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王迎春博士说，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全球产业巨头都在中国布局——2013年，中国售出了3.7万台机器人，居全球之冠，但国外产品占3/4。
王迎春正在主持一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软课题，他说，如果“中国制造”的智能化改造被国外主导，那么即使出现再多的全机器人工厂，我们也会错失最大红利。而且，假如失去的岗位只能在国外“转世”，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智能产业价值亟需“再发现”
上月在沪举行的一场高水平机器人论坛上，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曲道奎抛出两个问题：机器人制造算不算高技术行业？造不了核心部件会不会制约机器人产业？
答案看似简单，但直指核心——怎么才算掌握机器人产业的主导权。对于第一问，曲道奎说，机器人市场竞争已白热化，价格快速回落，制造机器人没有高附加值。至于第二问，曲道奎认为，虽然国内机器人核心部件仍依赖进口，但这些部件国外并不对我们禁运，借助全球资源配置，国内机器人制造商不会被“卡脖子”。
机器人是一种通用装备，要执行的任务却很个性化，因此，它们“出生”后必须经过“后天培养”。这种“后天培养”就是通过二次开发，形成专业化的解决方案。王迎春说，国外有许多第三方企业为机器人制造商开发解决方案，但国内欠缺这一环。因此，国内企业即使买得起机器人也用不上。海立之所以能够玩转机器人，就在于它补上了产业链的这个缺口。
王迎春曾和曲道奎就机器人产业深入交流。他们都认为，与常人的理解不同，无论机器人、还是“工业4.0”，真正的价值中枢不在于机器人硬件制造，而是主要以软件形态存在的系统解决方案。会造机器人，不代表能占领市场；反之，凭借解决方案就有机会拿到大量市场份额，哪怕关键硬件进口，我们也能掌握议价权，从而主导机器人产业。
“以我为主”或能弯道超车
李海滨说，海立在机器人应用上能先行一步，除了提前关注、敢于投入，更重要的是拥有足够的技术人才，能形成“以我为主”的二次开发能力。海立持续致力于自主创新，累计已获各类专利授权550多项。这不仅让它有能力进行压缩机的产品创新，也同时可以进行制造流程创新和工艺创新，这最终延伸到机器人开发——在全机器人的钣金车间，为适应机器人，原有设备虽然全被保留，但布局大变，制造环节从八段优化为三段。总体上，他们这150多台机器人虽然绝大部分来自国外，但海立从一开始就派出自己的团队，与国外制造商一起二次开发。七年历练，这支团队目前已超过50人。
王迎春说，国内制造业此前对创新的普遍忽视，造成了海立样本的稀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国外巨头仍须努力摆脱水土不服。凭借“地利”优势，海立以及部分企业积累了一定的机器人应用经验；如果国家能针对制造业升级的若干特色领域，引导资源集聚，快速形成自己的智能产业集群，应该有机会弯道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