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改革二十年前起步，六家运营商粉墨登场，拉开竞争战局。转瞬间六家又合并为三家，在国家任务的指挥棒下，电信运营商亦步亦趋、内耗严重。
没有竞争，“大象”永远在原地喘气。最终拆除“花园的围墙”的却是互联网公司，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错过变革良机的运营商不得不退守“管道”的身份。三家运营商犹如三国混战，你方降价，我方也降，没有最狠，只有更狠，KPI指标逼苦了苦逼的运营商员工兄弟们。网优圈介绍20年电信改革来运营商的三部曲。
2014年11月，阿里巴巴发布首个上市业绩报告，一举超过中国移动，成为美股市值最高的中国企业。
2009年至2013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的市值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但腾讯、百度的市值却分别增长了9倍以上。
“花园的围墙被拆除了，电信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环节的中心地位也结束了。”中国移动原掌门人王建宙在退休后出版的新书中写道。
早在2003年运营商一家独大的时代，阚凯力就曾撰文指出电信产业的核心不应该是运营商，而是应用提供商：“新浪网这些应用提供商应该成为电信业的‘上帝’。只要‘上帝’一天‘牛’不起来，还在那里‘寄人篱下’，我们的价值链就一天不可能构筑起来。”
年届七十的阚凯力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美国的留学生，在斯坦福大学电机系攻读硕士、博士;曾在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前后十几年。2000年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后，因屡次直言抨击电信业，被业内和媒体称为“阚大炮”。
运营商们真正感受到这一变化，是从看到了AppStore开始。王建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这之前也有移动互联网，但你每做一个动作，运营商都知道。 AppStore起来以后，用户完成整个交易，跟运营商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事震动很大，甚至超过了苹果手机本身的震动，它是一种经营方式的改变。”
互联网应用风生水起，运营商们并非后知后觉，实际上，以中国移动为例，就曾有数次机会介入互联网领域，但大多都擦肩而过：
2007年，中国移动推出“飞信”，以免费群发短信，快速俘获了大批用户。然而随着2011年微信的出现，飞信迅速没落;中国移动也曾多次考虑在互联网公司持有股份，始终却没有实现。
2009年，新浪CEO曹国伟跟王建宙说，要做中国的Twitter。中国移动希望合作，然而在一连串冗长的可行性分析之后，新浪已经把微博做起来了，不再需要中国移动的援手。
在受到苹果AppStore的刺激后，中国移动也推出了自己的应用商场，称作MM(MobileMarket)，但乏人问津。
周鸿祎说，运营商做互联网是“鲨鱼上树”;马云也曾在中国移动的内部演讲中坦言，“我喜欢在别人的地盘打架。至于你们想搞互联网，恐怕机制不行，年龄也不行了”;2007年王建宙在清华演讲，放话要找“互联网疯子”，并转送脸谱网(Facebook)CEO马克·扎克伯格赠送的衣服，然而这件衣服至今仍未找到主人。
分分合合
1949年以来，中国的电信业屡次分拆合并，构成了当下三家独大的局面。移动、联通、电信的竞争核心在于网络。2G、3G、4G时代，因为三家网络选择的各不相同，演化出了不同时期的迥异“战局”。
在那些年里，电信系统里发生了什么?
1994年，中国联通成立，这支由电子部、铁道部和电力部“杂牌军”组成的新公司，是打破新中国成立以来邮电部垄断电信业的第一股力量。
可惜这股力量十分弱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数网竞争——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开放》一书中回顾：联通成立4年后，份额仅占全国手机市场的5%，总规模大约只有中国电信的1%。
“联通的对手说是中国电信，实际上中国电信就是一块牌子，背后是邮电部。他跟裁判踢球，不是输定了吗?”阚凯力说，那些年里邮电部对联通的策略是围追堵截，管卡压。
1999年，时任信息产业部(原邮电部)副部长的杨贤足调任中国联通，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一肩挑”。同时调任联通的，还有时任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司长王建宙。
新班子上任后，马上就召开专家座谈会，讨论上2G的CDMA移动通信网络的问题。当时，联通已有2G网络GSM。为什么有了还要建，“左手打右手”?
当年参加专家座谈会的阚凯力说，上CDMA是联通自己要求的，不是国家任务。“为什么要上?因为他们太清楚了，邮电部对联通围追堵截，搞的种种制度，使得联通的GSM网络支离破碎。修旧网，比建新网的费用还高。”
新书中，王建宙回顾了推动CMDA的艰难：谈判难、买专利难、手机制造难、国际漫游难、销售更难。然而，即便联通为CDMA做了这么多，最终GSM网络仍然是其营业收入的支柱、利润的主要来源。
国家计委和邮电部门关于分配CDMA手机牌照的内耗，拖了这个新生公司的后腿。
2004年，移动、联通、电信三位董事长轮换，王建宙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王晓初任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任中国联通董事长。
阚凯力说，“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中央组织部的人事调动，实际上背后推手是国资委。”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它跨行业管理，完全不懂电信，要对手下的电信公司统一考核，末位淘汰”。
当时，六大运营商并存(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卫通)，因为新的考核制度，展开了激烈的价格竞争。移动和联通作为仅有的经营移动通讯的公司，竞争尤其激烈。
“但是国资委的目的是‘保值增值，做大做强’，它非常反对竞争，说电信运营商打价格战是‘国有资产流失’。于是国资委就天真地认为，换换一把手，就能停止价格战。”阚凯力从这个角度解释了此番人事转盘大挪移的原因。
国家任务搅黄企业利益
2001年，中国电信“南北拆分”，形成了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卫通的“5+1”格局。2008年，电信业再度重组：移动与铁通合并;电信购入联通的CDMA网络;联通与网通合并。最终回到三分天下的格局。
当时的市场已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移动“大象快跑”，一家独大;联通挣扎在两网互搏当中;电信和网通只能经营固定电话业务，在饱和的市场下增长惨淡;铁通、卫通的势力更是远不敌前面四家。
“烂土豆分堆儿，怎么分都还是烂土豆。”阚凯力认为这样的重组方案仅仅是表面光鲜：重组后，移动不将铁通纳入上市公司结构中，铁通依旧是穷光蛋;电信花了两千多亿拿到了CDMA网络，实际只有2800万的用户;联通与网通合并后，两套班子、部门重叠的冗员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他认为这一方案并未触及根本问题：国企的基本体制没变;国资委行政命令一刀切的考核制度没变。
几乎与这轮重组同时，电信业迎来了3G时代。2000年起，在欧美和香港就实行了3G牌照拍卖制度，欧洲市价一度飙升至1100亿美元。国内，2009 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邮电部、信息产业部)向三家运营商发放牌照。阚凯力解释，国外拍卖的是有限的频率资源，而国内给国企的频率是无偿使用的。
三家运营商拿到的牌照各不相同，导致3G战局中起点各异：联通分到全球应用最广的WCDMA，电信分到美国标准CDMA2000，唯有中国移动拿到的是国内“自主研发”的TD-SCDMA。
书中，王建宙描述接过这张牌照时，“心中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感”。因为这张戴着“自主研发”帽子的3G牌照全球只有中国移动在用，技术最不成熟，市场前景最为叵测。
阚凯力则否认TD-SCDMA网络国内自主研发的身份，称其为“皇帝的新衣”：
据阚介绍，TD-SCDMA实际上来源于德国西门子公司。在欧洲争夺3G标准时，西门子败了，TD技术全盘“报废”，于是就“顺水人情”送给了中国，由大唐电信集团(前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接手，这个研究院被称为“硬院”。阚凯力所在的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研究院被称为“软院”，他说3G研发需要数百人的多年劳动，“硬院”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直到2008年，3G牌照的发放箭在弦上。联通和电信，合力保举“老大哥”中国移动上马TD网络。
阚凯力回忆，当时各家电信运营商一致不看好TD-SCDMA。在中国电信斥资两千余亿元购买联通的CMDA网络时，他问一位在中国电信当老总的老同学，“你们中国电信这回亏了吧?”结果对方说，“只要TD不落在我们家，我们就是赚了!”
联通的CMDA、移动的TD-SCDMA恰巧都是王建宙在任期间铺设的网络，他也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跟联通的CDMA比，这次更困难了。至少CDMA全世界还有很多运营商在用，TD-SCDMA就只有我们一家在用。”
他说，“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很艰巨，但也不可能推，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怎么向上市公司的投资人交代?中国移动想出的办法是，由母公司出资建造，上市公司租用，以减少风险。
直到2013年12月，工信部向三家运营商下发了4G牌照，中国移动才等来了新的转机。
这次牌照统一发为TD-LTE制式。即使对技术上明显不合理的联通和电信，也是如此。
王建宙说，发放的是TD牌照，但到今天为止允许另外两家公司做一些FDD的实验。在被问及这是否是国家政策对中国移动的“照顾”时，王建宙笑言，“这个我不好评价，你们去评价。”
阚凯力认为，中国移动急推4G是为了扔掉TD-SCDMA网络，而主管部门发放TD-LTE牌照则是当年3G错误决策的“遮羞布”。
他说，4G的两种制式明显是FDD更好，同样的基站，它的网络覆盖面积要比TD大出30%左右。
11月18日，科技新闻报道，工信部预计于12月中旬发放FDD牌照。唯有那时，三大运营商的4G之战才算真正打响。
“野蛮人”入场
在运营商独大的年头里，曾经霸占全球市场40%的诺基亚CEO都要绕着中国移动转，问怎样服务才能更好。然而2007年，苹果横空出世，中国骄傲的运营商们遇到了第一位“野蛮人”。
苹果要求分享运营商的收入，这成为了中国运营商们与苹果合作的第一层障碍。一年后，分成困局打破，遇到了第二个问题：无线网络的不兼容。
2003年5月，中国发布自主创新的无线局域网WAPI，并宣布从2004年6月1日起在国内强制执行，并宣称为了防范网络安全问题，禁用WiFi。
此举引发了美国市场的强烈反弹，经两国协商，最终宣布无限期推迟WAPI的强制实施。2009年，WiFi禁令才悄然解除。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几乎是唯一一个禁止手机WiFi功能的大国市常在如今WiFi被戏称为马斯洛理论的“第一需求”时，很多人难以想象它曾在中国市场被禁用。
无线网络问题解决后，恰逢3G时代到来，因为苹果不肯生产符合中国移动TD-SCDMA这个全球只有一家运营商使用的手机，双方的谈判进入焦灼状态。
这轮谈判历时5年，在王建宙2012年退休时，中国移动仍未与苹果签约。直到2013年推出的iPhone5S/5C，才有了符合中国移动制式的苹果手机。
苹果与中国移动的“七年抗战”，有其自身的霸气，也先后遇到了“中国特色”与“中国移动特色”。
2011年，微信横空出世，迅速俘获了大批受众，运营商的短信和通话业务立刻受损。与禁用WiFi的手法相似，2013年2月，工信部部长也曾放话，运营商要向微信收费，两个月后，这场风波悄然息止，此后再也没有运营商向移动应用的强硬反击。
2014年11月11日，腾讯推出“微信电话本”。
阚凯力认为此举意义重大。号码携带是打破运营商垄断的法宝。此前，换运营商就要换手机号，用户自己的联系人网络就被打破一次，因此号码是运营商对消费者的最大捆绑。
微信电话本出来以后，第一联系方式变成了微信号，只要微信号不变，换哪家运营商的号码都可以找到机主，手机号码的硬束缚被打破。
实际上，2012年3月，阚凯力就曾经给“部里”(工信部)写过利用“虚拟号”推动号码携带的建议书：“结果建议书被主管领导当场驳回：这样一来运营商日子怎么过?!”
后来，阚凯力把这份建议书直接发到了腾讯总部。
2001年，中国移动用户破1亿，用了12年的时间，扩展为7.5亿。然而，微信2011年1月推出，仅仅用了2年半的时间，用户就已经超过了4亿。
不久之前，“管道”还是运营商们不甘心承认的身份，如今却很快变成了捍卫自身价值的唯一盾牌。
